□文佳筠

　　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父——亚当·斯密曾评述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然而，这位同样写有《道德情操论》的学者身后那些追随者通常选择对先哲这一特别的担忧视而不见。中国在改革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说明这种担忧是如何的合理。巨大的财富确实是创造出来了，但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不公正、甚至是绝对贫困——不是就经济学家所使用的GDP而言，而是就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在内的基础服务的可获得性而言。

　　西方和中国的媒体将中国的发展归功于自由市场改革，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将中国与其他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进行比较，来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不同的专家可能会强调不同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一致同意，全民医疗保健和基础教育（这在改革以前的时期即使在农村也是普遍的）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7岁；婴儿死亡率从超过20%下降到4.2%。这是世界上在同一时期所见证到的最快的人类发展之一。197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的会议上，中国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一种极其成功的模式被推荐给全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成年人的识字率从1949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80年的66%。在所有这些生活质量的指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有着相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现任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发表评论说：“（在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为起飞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自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得更明白：“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1979年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由其改革之后的改弦易辙带来的。”

　　不幸的是，改革恰恰对它赖以为基础的人力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1978年时，中国农村人口中大约有85%被集体医疗保健体系所覆盖；现在，农村人口中超过80%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健计划。虽然城市的人均寿命（78岁）正在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但农村居民的人均寿命只有66岁，比25年前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低。高等教育在最近这些年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以牺牲大多数孩子的基础公共教育为代价的。韩东屏一项个案研究发现，1976年，在一个农业县中大约有70%的年轻人能够读完高中，然而这一比率在1990年代末降到了不到10%。从根本上讲，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已经大体上被毁灭掉了。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现在为什么如此依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直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竞争。

　　中国一整套改革的这一侧面，类似于世界银行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政府是在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压力下自愿采取这些措施的。中国曾经有过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的公共服务体系，因此这种“调整”的广度和彻底性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在医疗保健资金使用的公平性方面，《2000年世界健康报告》将中国排在了191个国家中的第188位，这意味它处于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就教育而言，1999年，个人支付的资金占到了教育费用中的42%，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集的资料，这比除智利之外所有的国家都高。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在全球实施了一种最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在经济上的成功证明了世界银行确实是正确的：结构调整肯定能带来发展，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人们不禁会问：这是人们真正需要的那种增长吗？由于出现在中国媒体上和来自普通大众的不满日渐增加，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民众对这种改革的批评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而比其他许多国家要晚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国家在改革以前的时期里所积累起来的相当大的政治资本，一个是改革得以在成功的伪装下进行。虽然在1949年到1978年期间出现了许多错误和过失，但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强大的平等主义政策确实赢得了人们的巨大信任。所以当改革方案设计者们大谈“改革需要牺牲”并提出这种要求时，大多数被设计者列入牺牲行列的民众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勒紧腰带做出了牺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利益或多或少总会均衡地分配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毕竟，这是国家和人民之间一项固有的社会契约。而且，最开始一些年的改革政策听起来完全是无害的，如“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或者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时大多数人相信改革是必需的，没有多少人（如果有的话）预计到改革会走向今天所见到的这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这可能也不是邓小平的初衷。

　　这些年来，随着改革中的问题开始出现，改革的支持者们总是争辩说，这些是过去的遗留问题，并且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得到解决。这也是西方媒体中的主要说法；问题总是被归咎到中国的过去，而解决办法总是进一步地采用西方的规则。但这些论证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信服。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距比现在要小得多并正在消除；虽然GDP要低得多，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上不起学或看不起病，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犯罪、卖淫、虐待劳工等。由于在过去很少有这样的问题，而现在却出现了，所以很难让人相信这些是过去的遗留问题，因而人们开始失去了耐心：“为什么总是我们工人和农民被要求做出牺牲，而你们精英分子却坐享其成？”如果你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交谈一下的话，你会不断地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不是邓小平告诉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反，我们现在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当毛主席让我们警惕资本主义的复辟时，那时我们确实不理解他在说什么。现在我们理解了。”

　　与此同时，大众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改善，近年来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自发活动明显在增多。在最近一些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示威中，抗议的工人高举毛泽东的巨幅头像作为他们的旗帜。这发出的信息是嘹亮而清晰的：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更喜欢过去毛泽东领导下的时代，因为现在的改革违背了它与人民之间的契约。

　　这样，27年的改革不仅极大地消耗掉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且也消耗掉了多年积累下的政治资源。就像不断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所表明的，以重新划分产权为核心的改革的合法性正在遭到挑战。这一问题同样扩展到了党内，随着社会主义的宣传话语正在弱化，党不得不求助于物质手段来动员其党员和干部，而这又使腐败更严重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巩固。

　　自2003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新一代领导集体接班以来，中国的政策和政治指导思想出现了一些调整。边缘化群体的困境越来越为媒体所关注，政府也努力打造社会的和谐，不再说“发展是硬道理”和“效率优先”；新一届政府现在提倡“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尽管如此，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仍在推进。例如，虽然存在着争论，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和拍卖仍在继续。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能否像改革者们所承诺的那样为大众所享用？或者现在到了重新审视这一过程并思考其他选择的时候了？这些是中国的领导人和大众现在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

　　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力量强大，所以方向的改变绝非易事。但是希望还是存在的，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党员和普通群众依然坚持着社会主义所承诺的平等和正义的观念，而不是盲目接受新近引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在最近十几年对财富的单向追求中，这些人已经被边缘化而士气受挫。他们正在探索新的前景中重新获得来自民众的力量。

　　现在不仅中国处在了十字路口，整个世界也处在了十字路口。探索一个正义和可持续的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中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到所有人。它自1949年以来的经验也提供了重要的教训。虽然改革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功不应该使我们对它所付出的巨大的人和环境代价视而不见，但我们也不应该陷入到相反的极端而盲目颂扬毛泽东时代。一个公允的看法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人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改革时期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两个时期同样都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坦诚而公正的评价，对于前进道路的探索是必需的。

　　本文节选自文佳筠（Dale Wen）博士所著《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中国与通往经济全球化之路》，该书由全球化国际论坛出版，题语为“献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他们为了新中国‘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不是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全球化国际论坛 (IFG） 是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非盈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