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海东

　　先说两件事。

　　第一件，最近北京市发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按常住人口计算，2004年北京人均GDP为4970美元，与中上等发达国家5040美元的平均水平仅相差70美元。人均GDP代表一个人一年中创造的财富，在经济学中，在保持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收入也大体相当。这意味着，我这样的公务员收入已经低于首都的平均水平，拖了首都的后腿。

　　第二件，前一段时间，我的几位银行界的朋友纷纷建议我使用他们行的信用卡。对此我十分费解。因为按照上述收入标准，一个收入处于北京人均收入之下的公务员，有什么能力一次次地“消费”信用卡？

　　他们苦口婆心地跟我解释说，银行看中的不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而是政府所具有的信用度。换句话说，公务员“欠债还钱”的信用等级比较高。他们告诉我，公务员与全球五百强企业金领、注册会计师、个人存款超过50万元等这些高收入群体，并列为银行VIP信用卡所要猎取的重点目标。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因此从理论上说，政府责无旁贷承担着维系诚信经济的责任。然而，在现实中，政府作为客体的高信用度，并不代表如果它作为信用评价机构仍能客观中立地评定别人的信用度。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如果社会信用体系由政府主导，信用评价机构充满行政色彩，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缺乏活力的官僚机构，其信用评价结果也会相应丧失公信力。

　　正是因为这一点，国际上才存在着“信用体系建设由谁主导”的差异：美国主要以私营股份制为特征，由民间机构主导，而欧洲则以央行也就是政府为主导。相对而言，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由市场主导，政府诚信评估体系建设略显滞后，民间则已经建立了2000多家诚信评估评级机构。不过与美国拥有标准普尔、穆迪不同，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比较散乱，真正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评估机构只有10家左右，比如中安诚信、华夏信用等。对此，我所熟悉的一位专家、中安诚信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炎培用了“鱼龙混杂”一词以概之。在他看来，因为政府没有为诚信评级机构设立一个明确的标准，因此评级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时，甚至没有诚信业这一行业。

　　民间诚信机构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解决权威性和科学性”问题。众所周知，信用评级的质量要建立在信用资料的权威和评级方式的科学之上。但是，过去积累多年的大量信用档案和资料都集中在央行、法院、工商局、税务局等政府部门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等政府直属机构手中，开放程度很低，民间机构很难获得。由此，民间机构往往变成简单的个人信用调查公司，不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信用数据库。所以，完全依靠民间力量来建设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并不现实。

　　虽然困难不少，但由于需求旺盛，民间信用评估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潜力。张炎培说，过去的一年半中，仅中安诚信接到的信用评估申请就多达8000多家，而且“这个数字在以几何速度增长”。在这8000家企业中，大到中国联通，小到中小企业甚至个人。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没有形成市场公信度之前，非常需要借助第三方为它的资信做出一个评价。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诚信状况堪忧。据有关机构分析，中国每年因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企业信用缺失现象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毒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在政策上有所作为。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曾“惊世骇俗”地把华人社会圈列为“低度信任社会”。他解释说，儒家文化强调严格的等级秩序，淹没个人价值和尊严，结果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一盘散沙，信任从来没有超出过家庭或家族之外。他指出，从骨子里不信任陌生人的中国人才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也因此，中国才会出现绵延数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要求。

　　应该说，福山的说法很有道理。尽管中国民众对政府官员批评甚多，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威性在中国仍然是最高的。民间诚信行业的预热是一件好事，但中国诚信环境的建设还需要更完善的标准、更便利的技术环境、更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方面，其实可以探讨成立民间和政府合股机构的可能性，这样便于发挥两方面的优势——政府有权威信息，而民间机构则更为客观中立。如果再能运用更为合理的技术，综合利用这些信息，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将会出现一个合理的“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