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产品普遍技不如人的时代，以技术立足的王选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但王选之于当下的科技界还有另一层含义，他是一位朴实的人，一位谦虚的人，一位有使命感的人，一位在时代的扰攘中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对青年一代来说，他就是活生生的榜样。
本报记者 李虎军 □易蓉蓉
2006年2月13日，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方正大厦，424房间的房门紧闭，房间的主人王选教授已经永远离开。但这位被誉为“当代毕昇”的长者，给我们留下了世上至为珍贵的遗产。
“疯狂想法”
2005年8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上，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王选教授鼓励人们，“其实，在高新技术领域，赶超外国产品的机会是很多的。”
王选本人正是为数不多的赶超国外产品的光辉榜样之一。王选这个名字与汉字印刷术密不可分，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在王选及其同事的努力下，中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得以“告别铅与火，步入光与电”。
当年酝酿这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时，他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
王选曾经说过，他的两次创造高峰分别是1964年从事软硬件结合研究和1975年从事激光照排项目。
1964年，27岁的王选大病初愈。他和同事着手研制的ALGOL60系统，后来成为国内最早得到真正推广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之一。
1975年，38岁的王选仍然是北京大学一位长期病休、入了另册的小助教。此前一年，即1974年8月，国家启动了简称“748工程”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重点科研项目。经常从北大挤公共汽车去和平街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的王选，头脑中冒出了一个“疯狂想法”：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并且最终设法将这一想法“挤” 进了“748工程”。
王选还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的先行者。1982年，他申请了中国的第一个欧洲专利。后来，他主持开发的电子出版系统，占领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海外华文报业80％的市场。他参与创办的北大方正集团旗下的电子出版系统用户当中，包括香港的《明报》，台湾的《中央日报》，以及日本的很多报业集团。一些外国公司，如美国HTS公司则被挤出市场，甚至不得不宣告破产。
北大计算机所副教授、方正集团CTO肖建国回忆说：“曾经有段时间，王选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买当地报纸，拿着放大镜看是否采用了方正的出版系统。后来国内报纸基本上都采用了方正的技术，他才放弃了这个习惯。”
各种各样的荣誉开始光顾这位当年的小助教。他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获得了1995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是迄今为止除水稻专家袁隆平以外的另一名中国获奖者)、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等。
北京大学信息学院董士海教授是当初北大数学力学系比王选低两个年级的师弟。他说：“王选很有先见之明，敏锐地看到了激光照排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庆狮则是比王选高一个年级的师兄。他用“铁人精神”来形容经常生病的王选一直坚持科研的精神，“王选聪明能干，更是一个铁人！那时候他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躺在床上养病，夫人陈堃钅求照顾他。我去看他，他精神很好，还与我讨论学术问题，真的很坚强！”
当然，王选不是一个完人。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主席陆首群对新浪网说，王选“在经营方面可能差了一些”。但他肯定王选对方正做出过极大贡献，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科学家。
得力伙伴
激光照排系统是一个团队精神的结晶。在这个团队当中，除了王选以外，最值得一提的人是他的妻子陈堃钅求。
陈堃钅求是汉字激光照排大型系统软件的总设计者，但她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多年来默默无闻。2002年，王选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大奖，他的助手丛中笑应邀为其撰写传记《王选的世界》时，陈堃钅求才破例录制了大量回忆。
陈堃钅求比王选高一个年级，曾经辅导过王选班级的课程。1967年，陈堃钅求决定与病中的王选结婚。王选说： “我这个样子，病都不知道能不能好，怎么能拖累你呢？”陈堃钅求回答说：“正因为你病成这个样子，才需要人照顾。有我照顾你，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陈堃钅求花一元钱买了一块小搓板儿，同事们找来两张好的单人床一拼，两个人把各自的箱子铺盖搬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
1981年，陈堃钅求被诊断患直肠癌，王选心如刀割。《王选的世界》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王选想着这些年陈堃钅求陪自己走过的风风雨雨……在自己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折磨时，她是自己生命的坚强支撑；在研制激光照排的艰难岁月，她又是自己事业上最得力的伙伴。”
陈堃钅求则轻声安慰丈夫。在等待手术的那几天，她还和同房病友一起唱起苏联歌曲《喀秋莎》。所幸后来发现癌细胞并未转移。手术后的陈堃钅求冲王选一笑，“我为激光照排贡献了一截直肠，你得记我一功。”
40年来，夫妻俩在生活上相濡以沫，在工作上并肩作战。在学生们的眼中，“王老师和陈老师生活朴素，自己有病，但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
2004年，王选做客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时深情地说，人们现在都说，所有的光环都在他的头上了，妻子则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明智引退
1993年春节，和往年春节一样，王选在家里闭门搞设计。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他的学生刘志红过完年回来看了以后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学生的一句话，意味着王选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变成了笨拙的设计。
王选后来回忆说，刘志红这句话还让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情。1991年初，方正91设计即将上市，他忽然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在处理图形时有漏洞，一时又想不出解决办法，便告诉了RIP组的三个年轻人。这三位年轻人都没有参加该芯片的设计工作，王选并未指望他们拿出对策。不料几天后，硕士生刘志红就想出一个妙招，回避了这一失误。
王选还回忆起自己是一名无名小卒时，在工作中常常受到一些表面上比他更“权威”、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他心里清楚，他如今也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的所谓“权威”，但他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也不如年轻人丰富，他的创造高峰已过，现在需要扶持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而不是去“瞎指挥”。
深思熟虑之后，56岁的王选决定从科研第一线引退。36岁的肖建国、28岁的阳振坤和汤炽出任研究室主任。刘志红也在1993年被破格提前一年升为讲师。
1999年，由于方正在管理上存在问题，第一次出现亏损。王选辞去方正研究院院长一职，让肖建国接替自己，全力支持年轻人参与管理。2002年，他又辞去了方正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
据北大计算机所副所长邹维介绍，王选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辞去了其他所有的领导职位，但保留了他钟爱的一个职位：北大计算机所所长。就在他去世前一天，王选还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和同事们讨论计算机所未来发展的问题。
1998年，61岁的王选在北京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讲，赢得满堂喝彩。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
“虚名”之下
2005年9月，《科学时报》记者就院士增选问题采访身体已经有些虚弱的王选。他称自己“现在靠虚名过日子” ，并特别强调那是一句“大实话”。
“虚名”之下的王选，常常提醒自己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要“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王选并不拒绝本应属于他的名利。如果是他的劳动所得，他会欣然接受，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1998年，他把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2002年，王选拿到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500万元和北大随之追加奖励的500万元。后来，他利用其中的900万科研资金，设立“科技创新基金”，以支持北大计算机所和方正的年轻人。
王选已经十多年不参加产品鉴定会了。在他看来，现在很多鉴定会一定要请院士参加，因为院士说话一言九鼎，但院士不都是当前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不是万能博士，所以最好不要什么鉴定会都参加，什么话都说。
他还十分忧心中国科技界的现状：“放眼整个科技界，不仅是院士增选，还有申请项目和评各种奖项，拉关系、套近乎、送礼……真正埋头扎实搞科研的就吃亏，再说也很难抵挡名利的诱惑。”
在2002年北大的那次科技奖励大会上，王选说过这样一番话：“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做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说，‘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我觉得还可以降低一下，‘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
一位1998至2001年在王选门下读研究生的学生说：“当时王老师并没有太多时间来指导我，特别是他患肺癌以后，但我至今仍从他的指导中受益匪浅。他几乎受到我们所有北大学生的爱戴。”
2000年5月，王选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他的博士生赵旭晟出北大临时东门前往马路对面的方正研究院，不幸遭遇车祸，伤重而亡。
在北大新闻网的网上悼念馆，人们纷纷留言，追思好人王选。他的学生刘振飞说，导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位高尚的知识分子，一位灵魂崇高的爱国者，一位伟大的人！”还有一则特别的留言：“忆当年，在我极度悲痛之时，您曾经给予过我前进的力量……在天堂那边，旭晟会好好照顾您的。请陈老师安心！”
方正的名称出自《汉书·晁错传》，“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
王选就是这样一位方正之士。
王选是有企业家头脑的科学家但不是企业家。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企业，王选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学商业化尝试
刘韧
1997年8月22日上午，王选接受我采访之前接受了《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轻人成长的
半小时采访；下午接待天津市副市长之前，他还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关于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采访；然后要参加周培源基金会理事会；晚上，英国女王的表弟在英国使馆请他吃饭。
到1997年，王选已经60岁。一周工作40多小时。从1975到1993年的18年间，他一直每周工作65 小时。
采访王选之前，看过王选写的一些文章，文笔流畅生动，因此，觉得王选一定是一个十分健谈、能牢牢掌握谈话主导权的人。为了不“跑题”，事先拟好了详尽的采访提纲传了过去。见面时，第一句话，我就忙着解释：采访提纲只是一个参考，王老师不便回答的问题，可以不答。而王选却说：“还是按照你们的兴趣来。”接着，王选拿出传给他的、他已经看过的提纲，取下老花镜，凑近，看完了一个问题，重新戴上眼镜，然后，娓娓道来。就这样王选拿着一份提纲，我拿着一份，按照采访提纲上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像老师解答学生遇到的难题一样，逐一解答。有时问题提得不太恰当，王选也详细解释其中的缘由，并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理解我们原本的意思。
王选很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别人着想。在接受《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轻人成长的采访时，提到了很多年轻人，采访结束时，王选专门拿了一张纸，写下了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以防记者在写稿时，不知道这些名字到底该怎样写。
王选体质文弱，谈吐举止从容不迫，没有企业家雷厉风行的姿态和作风。但他做事却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含含糊糊，“晚上七点半，我一定准时到达大使官邸”，“我在这里等他们，等不到他们，我不走”。这就是王选和别人打交道时的爽快和果断。我想这大概和王选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性格有关。
成稿后，传给王选审阅，王选又显露出了他作为学者的认真。在逐字逐句地推敲后，为了让我们看得清爽，他又让人重新打印出来，传给了我们。当我们听说，王选正在让人重新录入时，我们的心里直犯嘀咕，生怕文章被“伤筋动骨”，结果文章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是王选的认真让我们“虚惊一场”。当我们正在做这个版时，王选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文章中有两个错字和一个标点错误。其实，这些错误我们已经在校对时改正了，但我们还是为王选的认真精神所感动。
一年之后的1998年末，我再次采访王选，王选向我说了几句让我吃惊的话，其中一句是说“某某人的研究并没有什么价值”。王选在书桌对面，直视着我，等我反应。我支吾了一句，没将这个话题进行下去。王选依然是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应该没吃过记者的亏。
在IT界，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人的研发成就，能和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相比。不仅不能相提并论，甚至都不在一个量级上。王选当年和我说那句话，大约是说了一句憋了好久的实话。
王选不仅是一名科学家，他还是一名程序员。方正第一代到第四代排版输出软件方正RIP里面90％的微程序都是王选写的。“为一个程序调不出来，为一个隐蔽故障不能发现，要死要活。”另一方面又要做大量的组织管理的工作，“那种劳累是难以形容的，比我现在到外头做做报告、人大开会要累得多。”
一个产品能让王选看上眼，必须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要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发的产品。“方正NPM(一种报纸排版软件)推出以后之所以会风靡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采用了当时国际上刚刚面世的硬件产品，使中文报纸第一次在计算机上‘所见即所得’。”“1991 年的8月30日，我在香港发现了一台高分辨率彩色照排机，价钱便宜，报社也能负担得起，赶紧把它引进到国内，1992 年，用上这种照排机的方正彩色系统，给方正带来很大的利润，否则仅靠黑白，我们早就萎缩得一塌糊涂了。”
第二，要有自己的创新的产品。“方正RIP拥有9项专利，一项欧洲专利，8项中国专利。1989年，国外中文 PS系统用激光打印机出分辨率为300像素的A4幅面样张，20分钟出一页，方正RIP一分钟出6页，而且精密照排与激光打印机输出合用一个RIP，取得了明显的压倒优势。”
第三，贴近用户的产品。“1988年的方正RIP在字型、倾斜、旋转、勾边、阴阳、半阴半阳上的变化，特别贴近当时用户希望版面漂亮、复杂的心理状态，从前的铅排从来也做不到这些变化。另外，方正的排版软件使用户能够看着屏幕直接修改报样，让报社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第四，性能稳定。“1987年的华光系统一开始不太稳定，后来北大开始生产照排系统，市场上有了竞争，潍坊和北大两个系统都稳定了。”
第五，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出来。“时间一拖长，市场就没有了。”
七年之后的今天，重读王选的这番言论，依然让人受益匪浅。在IT界，王选是第一位做出多个创新产品的人。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那样地领先，多少让他有了点坏脾气。
2000年末，得知王选身患肺癌的消息之后，就一直没再敢打扰过他。后来，向张旋龙打听王选的身体，旋龙说： “新药很管用。控制住了。”今天突然听到王选病逝的消息，感觉王选为了让自己的想法尽快变成现实，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王选之后，不会再有王选。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企业，王选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学商业化尝试。在这个过程中，王选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他说：“我是有企业家头脑的科学家。但不是企业家。”“我个人更类似英特尔第一任创业者诺亦斯，我希望肖建国能成为方正研究院的格鲁夫，成为管理型的领导者。”
历史会汲取其中的经验，让同样的事情更加有章可循。此时，我最想知道的是，作为王选的合作者、合作破裂者张玉峰的真实感受。两个强人本可以将方正举得更高，两个强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互相妥协，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本文作者为资深IT记者)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丛中笑所著《王选的世界》)来源：南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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