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每年三月全国“两会”闭会的日子里，高科技专家罗益锋教授还是被许多人唤做“罗代表”。对他来说，人大代表绝对不是荣耀一时的政治光环，而是从来未敢忘怀、时刻牢记在心的神圣责任，更意味着一份辛劳甚至艰险的沉重义务。

    每年保证走访５００名普通群众 
    罗益锋是不折不扣的“资深“人大代表。他从１９８８年起连续四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９３年起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 
                
    但使罗益锋声名远播的，并非仅仅是其过硬的资格，更重要的是其辉煌的“政绩”。他提出的议案之多，范围之广，命中率之高，在几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都赫赫有名。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罗益锋领衔提出了许多议案，其中大部分成了人大会议上的焦点话题。比如：制定《信息法》、《物业管理法》、《电子签名法》、《精神卫生法》等。十届全国人大一、二次会议，他每次都领衔提出１３项议案，被大会作为议案处理的分别都有９项之多。

    他是一个彻底的“杂家”。所关心的事情小至生活小区垃圾处理，大至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他喜欢在各种领域发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无所不包；他愿意在各种场合、向各种人士询问探讨他们关心的话题。

    这个在专业领域造诣颇高的科学家，用对待科研课题的方式，身心高度投入地履行着人大代表的职责。１９８８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他给自己定下一个数字化目标：每年保证完成走访群众５００名。１６年来，他持之以恒。

    因为是国家化工行业的“８６３”计划专家，同时在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任职，每年，他要参加很多大型会议。在繁忙的会议之余，他的大脑迅速从专业和职务内容，转换到人大代表的职责范围，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周边人们对社会的需求和看法。

    他开朗、善意，有着一种天然的真诚、单纯，令人不忍拒绝，并且肃然起敬。他常常在会议的宴会饭桌上，认真地问，“我是人大代表，要开全国会议了，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反映的吗？” 

    初当人大代表时，人大是“橡皮图章”的观念在不少人心目中还根深蒂固。这样的“号召”常常遭遇冷淡和质疑：“管用吗？”但随着人大制度的加强，人大代表地位的提高，罗益锋喜悦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们表达了由衷的关切和热情。大家争相发表意见，立刻开展起讨论，他所在的饭桌往往是餐厅里最热闹的。

    他还喜欢在坐出租车时和司机聊天。他认为北京的司机是见识很广的“包打听”，知道很多有趣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背后常常是社会问题的焦点。

    在走访不同阶层群众、处理近百封读者来信、接待不计其数的来访者、到机关企业视察的基础上，罗益锋对人民疾苦和社会热点有了准确的把握。

    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和务实，使罗益锋特别关注议案的最终效果。“如果仅仅是诈唬几句，谁不会啊？”他另外繁重的任务是将大量原始信息汇总，在充分听取法律界专家、全国人大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后，了解哪些是国家目前确实需要的，哪些可能暂时还不成熟，然后归纳成为成熟的意见。 
   进高院大门不用掏证件的人大代表 
  罗益锋是个化工专家，法律的门外汉，但从２００３年以来，他接手了１４０多个案件，到目前为止，有３０多个得到解决。 
                
   ２０００年，依照《人民代表法》，通过行使人大代表的职权，罗益锋成功地解决了一起涉及港商的房地产纠纷案，从此名声大噪。一传十，十传百，向他反映案子的人越来越多，外地、外国，或电话，或上门的来访者络绎不绝。罗益锋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常常只能睡４、５个小时。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他夜里两三点钟还在工作。 
             
    两年来，他多次目睹过当事人愤怒的眼泪和企求，领略过违法分子的嚣张和威胁，感受过不健全法律制度带来的无奈和悲哀。这一切每每使他心潮难平，使他无法拒绝那些陷入困境和绝望的人们。

    那些案件来自全国各地，种类五花八门，包括知识产权、国有资产流失、拖欠农民工工资、暴力拆迁、违法征用土地、基层公检法违法等，甚至还有谋杀案。有的案件冤情很深、背景复杂，有的是法院宣判了却无法执行。

    虽然很多案件让罗益锋心绪起伏，但他告戒自己，要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说话，不能感情用事，沦为当事人的代言人。每次遇到案子，他就请教法律专家，询问案件的普遍意义和法律性质，让他们帮助自己把关和筛选。

    除了向各级法院写书面材料反映情况，他常常自己亲自跑到法院旁听案件审理情况并与法官进行沟通。很多案件都是拖了多年的旧案，要来来回回反映几十次，他从来不厌其烦。因多次出入最高人民法院，连大门警卫都熟悉他了，不再要他掏代表证，而是主动地通报，“罗代表来了。”

    罗益锋说，人大代表要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严格遵照《代表法》的规定，关键时刻勇于争取代表的权利。当一般渠道的情况汇报没有得到回音，这个平日温和、谦虚的人，就会牵头带领数十名代表联名向高层继续反映情况。

    许多错综复杂的案件不仅触动黑社会等暴力团伙，而且还牵涉地方领导干部。罗益锋的态度是，就当作不知道，依然按照法律精神直言申诉。令他欣慰的是，他反映的许多情况在法院和政府部门高层都得到很好反馈，部分冤假错案得到纠正。他说，“我们的社会总是邪不压正的。”

    具体的司法实践使罗益锋备感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在本届人代会上，他进行的议案调研多与立法和修改法律有关。比如建议设立《海外同胞在中国的权益保护法》、《禁赌法》、《有效判决法》、《旅游法》；建议修改《广告法》、《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国家赔偿法》等等。

     人大代表不是待遇 
                
    在罗益锋厚厚的名片上，除第一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后边七八行几乎全部是他在科研领域担任的各种职务。他精通５国外语，是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承担国家８６３碳纤维专项软课题项目研究，还是《高科技纤维与应用》杂志的主编。先后荣获国家级、中央级、部级重要奖励近９０项－－－两次评为北京市劳模、一次北京市特等劳模、一次全国化学工业劳模、一次全国劳模，参加过两次全国劳模表彰会，荣获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称号……

     有人劝他，这么强的业务能力，不应该花费在解决社会事务上，如果专心搞科研，一定成就更大。 
                
     但罗益锋并不这么认为，一件往事令至今对他的人生影响发生深刻影响。１９８４年，他与其他两人一起候选朝阳区人大代表，听说３人里面只选２个。对名誉并不在乎的他，跑到选民办公室，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删掉。工作人员当时的话令他终生难忘：“谁当代表是选民意志，不是你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的。”他第一次感到肩上的分量。后来选民代表饱含嘱托的发言更使他意识到：人大代表不是一种待遇，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任朝阳区人大代表时，罗益锋接到群众反映，周围红领巾湖污染严重，臭气熏天，大夏天周围群众都不敢开窗，终日白雾蒙蒙。有人尖刻地说，“这里简直就像白骨精的洞穴”。罗益锋多次忍着恶臭到湖边考察，并请人进行水质化验，将污染情况拍成录像。１９８８年，刚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他立刻在北京团会议上提出建议。很快，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共同出资５００万元，治理好了红领巾湖。开工当天群众欢天喜地，罗益锋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人民代表的成就感。

    凭着古道热肠，罗益锋先后为群众解决了办出国护照难、子女就近上学难、通惠河治理等难题， “有事就找罗代表”成了群众的口头禅。 2005年0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