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官员问责制”成为人大代表议论的热点话题。代表们深入关注，由谁来保障“问责制”不流于形式，而真正成为实践中的一把“反腐利刃”

　 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闫傲霜代表说，事实上，目前，官员在一年中要签署很多个责任保证书，我们要深思，为何这样的制度也没有完全发挥限制错误决策和腐败行为的效力呢？

　 北京市大兴区区委书记沈宝昌代表说，建立“问责制”的基础，首先必须要从源头上对政府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充分约束和规定，让人人都清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减少责任真空地带。

　 他说，要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由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都要进行信息公开、专家论证，并特别要让人大进行充分审议，使官员“无权可用”；同时，要使“问责”的对象和主体分离，包括土地征用费这样巨额的财政预算，也要纳入人大的监督范围内，使官员们“无钱可花”。

　 闫傲霜代表提出，“问责”的前提是要理清行政责任，细化法律规定，使人人都在法律面前无处遁形。她担心，缺乏具体、科学和合理规范的“问责制”，有可能强化官员“求安求稳”的保守心态，不鼓励锐意进取大胆开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方工代表说，如果把“官员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其可操作性。要对官员的责任和义务进行详尽规定，程序要明确，并且对“问责”主体本身的监督也不能忽略。

　 （据新华社电）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