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刘效仁 

　　鉴于各类晚会上明星假唱的现象屡见不鲜，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马博敏在提交的《文化立法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提案中，指出应通过文化立法禁止假唱。

　　我以为，立法禁止假唱令人顿生“杀鸡用牛刀”之慨，如此建议未免太奢侈了。动辄以立法的形式禁这禁那，不仅有违立法的严肃性，而且也与节约立法资源的理性相悖。

　　其一，2000年3月15日通过，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为一部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国家基本法律，在第一节立法权限第八条中明确规定了立法的范围，就是为了避免立法行为的随意性，以确保国家的立法资源得到优化。尽管假唱事涉公民文化消费的真伪和权益，但远远不是国家立法所要解决的范畴。如果社会生活中一出现什么问题，就首先想到通过立法解决，只会表现出立法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有滥用立法资源之嫌。如果滥用立法资源，如果公民的所有行为都要受法律的限制，其结果就可能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和尊严。不被接受和不被尊重的法律，最终只能使法律本身陷入不尴不尬的处境。“如果禁止假唱也需要立法，那以后是不是讲真话也需要立法？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民族性太可悲了。”

　　其二，法律涉及的是公民的罪与无罪，权利的保护和限制与剥夺。而假唱作为公民的个人行为，仅仅事涉职业道德，如果通过法律进行罪与罚，就容易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既然是职业道德行为，就只能通过行业性规范和行政法规加以限制。比如，春晚这样的大型公益晚会，就应该有主管部门作出禁止假唱的明文规定，这种规定必须通过强化公共监督和惩罚性条款加以制约。文化部作出的禁止假唱的规定之所以失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应有的强力制约和处罚不明，至少没有对假唱者较真，更没有采取处罚的举措。应该说，不是没有规矩，而是没有好规矩；不是没有好的规矩，而是未能很好地执行规矩。

　　其三，对于商业性市场演出，理应通过市场规则加以规范。假唱无异于商品市场的假货，应该遭到坚决抵制和唾弃。这种抵制只能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只能是观众的自愿行为，而不是国家的强制行为。既如此，歌手是否假唱，必须由相关的合同规范，并提前公示给观众，看大家是否愿意为假唱买单。如果观众不买账，主动抵制假唱行为，假唱就自然逐渐失去市场。

　　《江南时报》 (2005年03月08日 第三版) 
 

(责任编辑：戴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