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新思路
发言人:王征
目前社会保障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制度上:在养老保险方面,有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问题,有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问题,还有养老保险基金增值保值的问题。 在医疗保险方面,有保险范围过窄的问题,有个人支付的部分越来越多引起群众不满的问题。在失业保险方面,主要是保险制度的效率问题,我们花了很大的成本去维持制度的运转,但是失业人员在领取两年的失业保险金之后相当一部分仍然不能就业,这个制度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总而言之,近年来在社会保险方面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与这项制度相关的三个方面谁也没有得益。所以,我们应该从更为根本的方面去考虑,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以生活必需品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向以耐用消费品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社会保障是新的社会运行模式的重要基础。社会保障制度使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得到保障,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于是人们才能放心大胆地去享用甚至超前享用住宅、汽车、电脑等耐用消费品,才能走进我们所希冀的“全面小康”社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人们为日常生活花费太多,并且心存太多的忧虑,于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便止步于少数的高收入阶层,内需自然得不到充分开发。所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使其合理地运行是我们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征途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还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现在,在激烈的竞争中,无论是国际资本和跨国集团,还是民族企业,都把劳动力成本看得很重。尤其对于民族资本,这似乎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生存方式。如果在劳动力成本和社会保障水平方面不能把握适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国际资本可能会“出逃”,民族资本可能会破产。 但是,劳动力成本压得过低,又会影响劳动力的质量和劳动力再生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回顾社会保险发展的历史,社会保险按人头缴费的筹款方式受到质疑。这项制度真正的发展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亦即“传统的工业化”巅峰时期,其时,发达国家的企业都表现出“好大狂”的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雇佣了59.5万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雇佣了73.6万人。因此,在当时,按雇佣职工的“人头”缴费,是资本和劳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但是,在20世纪后期,新兴工业加上管理主义使劳动生产率成百上千倍地增长。自此,企业用更少的人工来赚取更大的利润成为可能。如今比尔.盖茨的微软王国,在全世界仅雇佣了4.3万人。因此,雇主和雇员都按雇佣的工人的“人头”缴费的社会保险模式逐渐与新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了。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按人头缴费的“老规矩”对于利润空间本来就不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利的,因为用人越多,成本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按人头收费的“老规矩”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企业间新的不公平。但是,中国的国情又迫使我们必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这又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一、把社会保障制度两个最主要的出资方———雇主和雇员分开来区别对待。我们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劳动年龄阶段的所有公民,只要按制度规定以一定的工资比例缴纳保险费,他就应该被承认已经参加社会保险了,而这与他的雇主是否为他缴费无关。对于资本这一方,就不再按照它雇佣多少人来缴费,而是按它的利润多少来收社会保险税。收多少,原则上是以支定收,就是主要看保险金的支出有多大。只要税赋合理,不能说没有问题,但肯定要比现在的做法好办得多。 二、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应该分出基本保障与补充保障两个部分。政府应该负的责任是在基本保障方面,就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基本健康需要。决不能把标准定在不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因为这是政府不可能办到的。要达到使生活水平不下降的目的,就应该发挥补充保障的作用,补充保障最好以养老年金和医疗津贴的方式由企业去做。可以由企业或工会经营(非赢利运作)或委托保险公司经营(商业运作),政府则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进行监管。这个建议与“统账结合”有什么区别?其实区别是很明显的,政府的直接责任只限于基本保险,补充保险政府决不直接参与管理。现在政府管得太宽,收的钱也太多,致使大部分企业和个人无力再参加其他社会保障计划。 三、社会保险应该按现收现付的路子走。一般来说,来年养老保险支出多少钱,医疗保险支出多少钱,失业保险支出多少钱,可以根据前几年的平均开支再加上对其他因素的考虑提前做出预算,并按预算把钱收上来。要是支出时不够用怎么办?那就由“最后出台”的政府用财政的钱来补上。现收现付的好处是既没有了增值保值的风险,也没有了所谓的“空账”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直到现在,我们的制度实际上是按现收现付的方式在运行的。有个老生常谈:“老龄化会使现收现付的制度难以为继”,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是,放眼世界,当今哪个大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不是现收现付?现在我们谈到老龄化,总会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抚养比,也就是多少劳动年龄人口养一个老年人。这样计算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将劳动生产率考虑进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产出多了,同样是五个人养一个老人,实际情况则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最头痛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失业,目前中国至少有1亿劳动力需要工作岗位。为了追求效率,为了稳定社会,我们已经不得不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采取了“养起来”的对策。今后20年,这部分人将逐渐进入老年阶段,这个社会群体的老龄化对既定的分配格局并未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何况,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养老年人口比养劳动年龄阶段的失业人口无论如何要理直气壮得多。所以,老龄化对中国社会或许是一件好事。中国总得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的产业,老龄化实际上可以使我们毋须再瞻前顾后。 发言人主要职务: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青联常委大会发言88号(责任编辑:戴金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