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恩认为，信息化和远程教育对学校最重要最深刻的贡献，是教育理念的进步。

　　冯培恩，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副校长，曾兼任浙江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和远程教育学院院长。全国最早提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学者之一，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课实施全国统考的提议者。在全国首创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合作的远程教育新模式。

　　远程教育推动校内教学信息化

　　记者:我们知道浙大是国内最早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高校  之一，几乎与清华同时。那么提议开展远程教育时，包括浙江大学潘云鹤校长和您在内这一批倡导者，最初是怎么考虑的？是什么现象让你们意识到远程教育的启动势在必行？

　　冯培恩:浙江大学最初确定要开展远程教育，其实很偶然。199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举行了一个关于亚太地区高等网络教育合作的会议。这个会议本来是请潘校长去的，但是潘校长当时没有时间，就让我代替他出席。与会的中国高校就清华和浙大两家。清华在远程教育上起步比我们还早些，当时已经报道，他们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田长霖校长举行了远程视频会议。在这个国际会议上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高校纷纷宣传各自网络教育做得多好，早稻田大学演示了他们与马来西亚的远程视频会议实况。会上成立了亚太地区网络教育合作中心的筹备机构。国外高校发展网络教育的热情和已经达到的水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来以后我立即交给潘校长一份书面报告，谈了会议概况和我的感想。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那时已经开始，包括我们走出去，人家走进来，或者双方联合培养。我认为:运用远程教育手段无疑将会加快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会加快我们传统教育的现代化步伐。我建议:浙江大学立即开始发展远程教育。这对加强国际合作，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潘校长本人信息专业出身，对我这个报告很重视，立即召开校长会议,让我把在国际会议上的见闻和观点作了汇报。会议当场决定:立即开展浙大的远程教育，并希望有一个高起点，首先用于研究生教育。我是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又是开展远程教育的提议者，所以就确定由我来负责。

　　当时教育部还没有启动现代远程教育。我是全国政协常委,在接下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跟游清泉委员并行提了建议我国迅速开始现代远程教育的提案。没有想到，会没结束，朱 基、李岚清、陈至立、韦钰先后作了批示。尽管此前我们已经开始跑教育部争取，但工作艰难。等批示一下来，事情就顺利了。1998年我校在全国首先正式招收远教学历生。

　　记者: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同时也大力推进校内的信息化建设。就您的切身体会来说，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冯培恩:现代远程教育与全校的信息化建设，就浙大来说，这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

　　举例来说，我们的老师，在远程教育学院上过课后，他会把在远程教育学院做的课件作为基础，经补充修改后用于校内的非远程本科生，从而促进校内普通本科生教学的信息化。还有，四校合并以后，我们有6个校区，各个校区之间相隔不近，一些公共基础课教师在校区之间来回奔波不仅太累，效率也低，基于网络的教学方式在这个时候就很有用了。

　　此外，我在校内分管研究生教学。研究生入学时的公共外语水平不整齐，用普通的课堂教学方式对他们不很合适。现在浙大校内研究生公共外语的大部分阅读和听力教学内容都放到网上，让学生选择自学，课堂面授主要用来教口语。这种方式能够因人制宜、因地制宜，效果比较好，还节省了许多教师。现在校内全日制学生的思想政治课也都采用网络课件，一般的课本内容学生在网上自学，老师把精力集中在跟学生讨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上。总之，我们的远程教育对校内教学的信息化是起了一个推动作用的。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校内信息化进步也比较快，我们有全国高校最长的光纤，有全国最大的两个数字图书馆之一，这都为现代远程教育实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远程教育最深刻的贡献

　　记者:信息化和远程教育对学校最重要和最深远的贡献是什么？

　　冯培恩:这两者对学校最重要最深刻的贡献，是教育理念的进步。这是最重要的，相比较而言其它都是表面的内容了。

　　在教育界，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是把教育叫做教学，但是到了远程教育这里，我们已把远程教育的“教学站”叫做“学习中心”；外国人更干脆，“远程教育”既不叫“DISTAN-CE EDUCATION”，也不叫“DISTANCE TEACHING”，而叫做“DISTANCE LEARN-ING”。这表明，现代远程教育真正实现了理念的转换。长期以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教育和管理的对象，而到做远程教育的时候才发现，才深切地体验到，原来学生才是教学的核心，是学校真正的主人，我们只是在为他们提供服务。

　　我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网络的手段，校内的教学模式也在跟着变化。比如，我们的研究生都有国际的网上论坛，开始跟国外大学的研究生在网上进行讨论学习了。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老师们的观念也不知不觉地自然地转变过来了。这一观念的转换过程，可以形容为:润物细无声。

　　记者:现代远程教育开展过程中，对于学校的普通本科生教育或者其它方面的工作是否也曾有过某些负面影响？

　　冯培恩:这几年远程教育开展下来，就我们校内来看，基本上的作用都是正面的。我们学校曾经担心远程教育毕业生干扰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我们做了妥善的处理，十分谨慎地把握了远程毕业生的出口质量，使这两类毕业学生都能得到基本公平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取得了良好的就业结果。在为浙大远程毕业生赢得良好社会声誉的同时，我们也树立了浙大远程教育的品牌。社会上有少数学校的远程教育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用无原则的文凭许诺招揽学生，不仅给自己学校的社会声誉带来负面影响，也影响了我国整个远程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不能视为是现代远程教育固有的问题。我相信，远程教育质量“放水”的现象会减少，实际上也在减少。

　　记者:您平时所接触的学校和相关教育部门的领导，他们对远程教育是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远程教育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如何？

　　冯培恩:谈到远程教育在学校和相关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明确地说，浙大的校长对远程教育是十分重视的。虽然像浙大这样的学校，远程教育不会成为我们学校教育的主体，但它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这里指的是远程教育学院那一块的远程教育。如果把校内全日制本科生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使用到的远程教学手段也算进去，那么远程教育在我们全部教学计划中会占到越来越重的分量，它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不久的将来，如果有的老师还是守旧，而且还不能胜任一般的远程教育的要求，这样的老师是要落伍的，他在浙大是会感到有压力的，会过得很难受。

　　当然，在教育部那边，他们目前最重点的工作是抓两头，一头是强调农村基础教育，另一头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远程教育相对而言可能近期不会投入太大精力。至少远程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之类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大跃进式地发展了。但是我估计终身学习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非学历的远程教育会越来越受重视，教育部对非学历的远程教育会越来越支持。这不是说教育部特别想发展这一块，也不是因为某个领导决定要发展这一块，而是社会上对终身学习的需求确实越来越强，有许多部门、单位和个人愿意为终生学习买单。

　　远程教育还会前进

　　记者:您觉得远程教育目前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是上升还是低谷或者徘徊？您对它最近遇到的一些波折如何看待？又如何看待远程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

　　冯培恩:我不认为远程教育处于低谷时期，因为想做的学校还不少，各个学校抢学生的积极性还很强。但也要看到，不少学校已经慢慢把注意力转移到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上了，这是个好现象。浙大也在做这方面的转移。我觉得近两三年非学历教育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如果从广义来看，我相信大学校内的信息化会发展得更快，相应地会给学习方式带来更大变化，灌输式的教学会越来越少，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的教育会越来越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难免发生波折，甚至开始时期发生振荡都是正常的。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历史至今不足十年，随着它的继续成长，这个波折会逐渐平缓下去。我相信，远程教育还会前进，还会向上，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很激烈地前进，而是要走上一条全面、协调、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记者:您在浙大主管远程教育这么些年，对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心得体会么？

　　冯培恩:两个星期前我刚离开具体负责研究生与远程教育的行政岗位。从负责筹建开始至今，分管浙江大学远程教育近十年，我最感欣慰的是，我为我所在学校的远程教育做到了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我们始终使它保持了一个比较恰当的规模，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质量水平。还有就是比较早地注意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这两条腿的平衡发展，并且在比较多的学科领域内开展了远程教育，不仅有人文经管类“软”学科，还有需要实践环节的工、农、医等“硬”学科。我们还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在“非典”流行时期用远程教育手段免费培训数千城乡公共卫生人员，还用我们的远程教学资源支援了西部的兄弟院校。

　　总之，我们的总体发展比较均衡而实在，没有取巧。学校对这个发展格局也比较满意。（整理：王铁军）

    2005年7月7日　　来源：《中国远程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