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法律法规无法对医托进行有力的处罚和管理，应该完善法律法规，增大打击力度，对医托形成威慑力。对于那些与医托勾结的黑诊所，我主张冒一个头打一个！”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说。

　　吴崇其说，根据1998年12月卫生部、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活动的通知》，公安机关对抓获的医托只能给予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然而，这边罚完款，那边他们就可以“全额报销”，对于医托来说，一点损失都没有。这些罚款，他们最终会算在成本里，“落实”到下一个受骗的患者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这样的处罚对医托是没有约束力的。

　　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的吴静偍认为，医托之所以屡禁不绝，根源在于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

　　她说，由于国家公共投入不足，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没有及时建立，从而使医院生存环境恶化；加上政府监管缺位，导致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医疗机构陷入无序竞争状态，从而给医托提供了活动的平台。

　　医疗卫生体制关涉医、药、保（险）、患、政、企六方利益，改革就是要在这六者中寻找平衡。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并没有伤筋动骨，医疗服务跟不上病人需求。“我了解到的情况，有的医院竟然出现一个门诊医生一天接待130个病人的情况，服务态度、医疗质量实在难以保证。老百姓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并不知道这么多的专家，到底哪个最能够看自己的病？而这个问题，生意繁忙的医院是无暇解答的。这一切都给医托提供了生存环境。”

　　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好的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大医院，这必然造成一些地方的民众得了病之后，要到医疗资源集中的地方去治疗，这就给医托的表演提供了舞台。如果这个现状不改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托的问题。“如果基层的卫生资源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或者分配均衡一些，医托赖以生存的空间就没有了。”吴静偍说。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说，中国的医疗资源广大农村仅占20％；城市中80％的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北京东单地区，方圆2公里～3公里，就有3家国内著名的三甲医院。而与大医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即使在大城市，很多小医院，尤其是社区医院，都常常处于惨淡经营、门可罗雀的局面。但是，在现行政策下，小医院也得靠市场来维持生存。因此，利用退休老医生这个可能被闲置的资源，以名医坐堂的旗号来打开市场，就成为这些小医院惯常的经营手法。但是，到大城市来求医的人毕竟是奔着大医院来的，有些小医院为了争得市场份额，就与医托这样的非法中介合谋，来赚取求医心切的病人及其家属，尤其是外地人的钱。在这些“名医”中，滥竽充数者不在少数，他们的加盟更使这个“市场’充满了“阴谋”的气息。同时，政府的疏于监管更给了他们阴谋得逞的机会。

　　唐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医托问题靠行政命令、治安治理等强制手段是解决不了的，靠医院和医生的道德自律也难以指望。治本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如果医疗资源的配置能够趋于合理，比如将大医院与中、小医院组成医疗集团，好医生和先进设备能够在集团内共享，这样才可以使小医院不必为求生存而走歪门邪道。这种联合方式的进一步扩大，可以超越行政地域，大城市、大医院的好医生能够走出去，这就能使小城市乃至农村都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