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

　　商鞅与王安石、张居正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中期、晚期“三大改革家”，其历史地位在历代改革家中首屈一指。说到商鞅变法，历代史家均赞扬其成功的、积极的方面，同情其惨遭车裂的悲剧，而没有用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眼光，认真研究总结商鞅变法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当，特别是实施残酷的恶法，以及偏激行为的消极作用及其教训。

　　法律依其宗旨和效果有优劣善恶之分。商鞅生活的战国时代的国家是“一家之国”，而不是人民共和的“大家之国”；商鞅领导的政府内阁不是人民公仆，而是君主奴仆；商鞅变法的立法宗旨是“富国强兵”，巩固秦国君主专制统治，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所谓“富民”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强一家之国。因此，所谓法律是君主及其利益集团意志的“合法化”，是君主本位政权本位的治理工具，是“牧民”的鞭子和刀子，是打压武器，而不是基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的“社会契约”。变法主要是对君主有利，是君主的善法，对老百姓来说是“最不坏”的法律，其中一些法令是只针对老百姓的恶法。在那样一个法律体系下，四海之内的土地和人、财物都是统治者的经营资源，治理如同经营。在“董事长”秦孝公支持下，“总经理”商鞅两次推行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就法说法，商鞅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国强兵”战略，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全面贯彻法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张无疑是进步、有力、高效的。但是，商鞅主张并实行的“连坐法”、“鼓励告奸”、“轻罪重刑”、“刑用于将过”、“不赦不宥”、“燔诗书而明法令”等法令是不折不扣的恶法，恶法破坏了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激化了社会矛盾，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布下了个人悲剧的“地雷阵”。

　　“连坐法”是在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商鞅一派法家实行“连坐法”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人民互相保证，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一人有罪，五人连坐，即使是盗跖也没有办法为非作恶。“连坐法”不但实行于乡里的居民之中，也实行于军队的行伍之中，一人逃亡，其他四人就要处罚。商鞅推行“连坐法”，防民如同防贼大搞株连，使大量无辜百姓和基层士兵无端遭受酷刑；鼓励亲属互相监视，互相告密的法律违背人性，伤害人伦亲情，违背了《周礼》早已深入人心的一些人性化礼制规定：“轻罪重刑”的制度使司法行为恐怖化，“刑用于将过”的规定使没有犯罪事实但有所谓“犯罪动机”的人遭受酷刑；“不赦不宥”的规定使所有“犯罪分子”失去“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一旦获罪则走上绝路。商鞅一派推行的高压政策，以及压抑商业活动法令，大范围激发了人民群众愈来愈激烈的反抗情绪，新法整体虽好，但部分恶法破坏了社会和谐，从而失去了变法、执法和守法的群众基础。恶法之害不独在秦，2000多年来，株连和鼓励亲属告密的恶法劣习贻害无穷，后代实行者无不离心离德，无不众叛亲离。

　　为了确立法家思想“一股独大”的极端统治地位，商鞅一派主张焚烧儒道墨诸家经典，重点打压儒生，摧残文化，破坏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局面，其偏激的做法激起诸子百家的对立情绪，失去了知识分子阶层对变法的认同和支持。“刑不上大夫”是当时社会公认的刑法原则，割鼻子，脸上刺字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侮辱性刑罚。历代历史学家都赞扬商鞅“执法不避贵势”，严厉处置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等“异议人士”。实际上，商鞅用肉刑残酷打击持不同政见同僚和旧贵族的做法很不理性，激化了上层矛盾，人为增加了对立面，这是商鞅“政治上不成熟”的体现。一个政治家成熟的做法，一是给被剥夺特权的贵族找出路，给利益格局调整受损者以必要的生活保障；二是包容持不同意见人士，尊重那些主张自身权利的阶层，不把人逼上绝路。

　　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告谋反，遭车裂而死。韩非说：“商君死而秦法未败”（《韩非子·定法》）。商鞅被处死的名义并不是变法，证明变法是不能作为罪名的。旧贵族不敢公然反对大势所趋的改革，他们的反扑带有极大的个人报复性，商鞅的个人悲剧与他主张并实行的重刑、恶法和过激行为有直接关系，个人恩怨和利害计较可能是商鞅遭车裂而死最深层次原因。如果商鞅懂得“帕累托改进”原理，懂得构建和谐社会对改革的重要性，或许是另外一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