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记者李佳鹏、王勉、李舒）“城里一条烟，失地农民吃一年。”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河池市市长杨才寿接受记者采访时，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失地农民所处的生活状态。“对于失地农民，我们是既牵肠挂肚，又提心吊胆。”

　　杨才寿代表这种既矛盾又复杂的心绪绝非空穴来风，有着同样“心结”的代表委员并不在少数，造成他们“心结”的共同原因就是土地问题。有数据表明，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

　　1984年建设岩滩电站，有近6万移民。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北景乡失地农民韦巴峰，家里没有一分土地，全家人每人每月靠31．85元的补助生活，买米都不够。他说，想养猪，因没有土地种玉米、红薯，没办法养。想出去打工，又没有技术，加上年龄关系，挣不到钱。平时，只能出去打点零工，每月补贴百把元。生病时，小病拖大病挨。小孩上学前几年经常欠学费，不然只有辍学。

　　四川省盐边县二滩库区移民黄子力在移民安置中“农转非”，因没有工作，“现想回去当农民都难，真正成了‘三无’人员”。像黄子力这样处境的人还不在少数。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贺大经说，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都曾经采取许多措施安置被征地的劳动力。刚开始时，效果不错，但没过几年，企业大量裁员，工人下岗分流，由于失地农民自身产业劳动技能较低，首先受到冲击。后来各个地方也曾经采取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只能解决一时的“失业”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失地农民陷入如此的生活窘境呢？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在其提交的议案中明确指出，由于土地管理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致使失地农民的生活从很大程度上说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周洪宇分析认为原因有三点。

　　首先，征地程序没有合法化。目前，一些地方往往只强调农民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而忽视了农民对征地的知情权和依法获得补偿安置权利的问题。征地审批、公告程序被架空，有的“边斩边奏”，有的“先斩后奏”，甚至有的“斩了也不奏”。

　　其次，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生活保障问题很难得到落实。安置失地农民的补偿金很少能切实落到实地农民的手里。征地补偿费往往采取层层下拨的方式，所以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截留、挪用的现象在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周洪宇举例说，安徽省农调队抽样调查56个乡镇征占用土地情况，涉及29835户，至检查结束时还有2841户没有得到补偿。

　　再次，补偿费用偏低。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而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

　　对此，贺大经委员表示赞同。他说，一方面，征地听证程序并未落实。据我们调查在一个县仅有十分之一的征地履行了征地听证程序，主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一心求快，觉得履行程序麻烦，而这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图快反而慢了，怕麻烦反而带来更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征地信息公开程度和透明度不高。农民了解征地信息的主要渠道仍是征地公告、征地动员会等，所获信息非常有限。同时，村级自治组织并没有发挥在征地事务上民主管理的作用，征地补偿款的管理和使用不透明、不公开和缺乏监督问题也很突出，村委会、村干部截留、侵占征地补偿款现象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