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在2004年提交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议案，为什么呢？

　　李银河：其实同性恋者结婚在西方已不少见。有4个国家直接允许同性结婚，还有一些国家则采取其他方法，通过“家庭伴侣关系”的法案允许同性缔结婚姻关系。比如法国有合约婚姻和正式婚姻的区别。合约婚姻的特点是只要一方不愿意再继续婚姻关系了，那就马上分开。但双方还享受婚姻的一些其他权利，只是离婚很简单而已。

　　记者：在我国，同性恋者一般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暴露，您提交这样的一个提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李银河：首先是公民的权利问题。一个公民在成年后，就完全享有自己的权利，法律应保护他们的权利，包括结婚的权利。再者，从防病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如果每增加一个性伴侣，那就会使得性病的机会增加好几倍。如果有那么一批人能保持“一对一”的关系，那至少在防病方面就会更好一些。这是对社会都有利的。

　　记者：但是您的提议并没有什么结果。

　　李银河：今年两会期间，我又委托了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让他提交一份关于合约婚姻的提案，但目前也没有结果，合约婚姻的内容是介于同居和正式婚姻之间的。我想，必须要有人提出来，发出这样的声音，它才有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记者：现在的状况和您90年代与王小波先生一起对男同性恋部落进行调查时，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李银河：应该还是有改善的，比如现在的同性恋酒吧在全国各大城市已经比较常见，互联网上他们自己的网站也很发达，他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交流渠道也更多一些了。

　　记者：社会的认识呢？

　　李银河：也是有一些改良。起码从官方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2001年把同性恋从精神病标准中去除了，还有一个是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那中间的一些表达表明真是宽容一些了。

　　记者：应该怎么看待同性恋者？

　　李银河：他们首先是公民，拥有全部权利的公民，这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不应当受到歧视。因为他们是正常的人，而不是病态的人。性取向的问题其实和左撇子是一样的，难道我们会认为左撇子的道德有问题吗，他们是病人吗，肯定不是的。

　　记者：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李银河：他们最需要的是大家的接纳和平等的对待，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另类。

　　记者：同性恋者在中国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李银河：他们基本处于社会视野之外，有些边缘，没有公开、公正的地位。如果说没有歧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敢公开身份呢？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世俗的价值观，因为这种价值观看重的是传宗接代，所以他们会遭受歧视。

　　记者：如今有一些年轻的同性恋者，他们乐于承认自己的身份，并作出自己的选择，您怎么看待？

　　李银河：这肯定是一种进步，说明有一些人已接受了现代的观念，能够自我认同，自我接纳，这比在传统的压抑下生存的状况，要好多了。

　　记者：怎么看同性恋人群中存在的一夜情和MB以及一些比较混乱的情况？

　　李银河：如果我们因为这些，而对整个的这个人群有看法，那是不公正的。异性恋中的一夜情和性工作者不也是大量存在吗？不应该因此歧视这个人群的道德水平。他们和一般人群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普通人应该多了解一点和自己不同的人，来接纳一些和自己不同的人，在历史上，法西斯、排外者、种族歧视者，不都是不愿意接受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吗？接纳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种族、民族以及不同的性取向者，这是公民素质的一种体现。记者：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