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陈凯歌曾说，

　　“我对自己今后的创作一点

　　也不惶惑，

　　我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继续拍我想拍的电影，

　　我相信这样做对人民是有益的”，

　　“有一天，人们会说:

　　‘陈凯歌，我们感谢你’”。

　　记者◎王鸿谅

　　起点:78级的电影科班生

　　陈凯歌26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回忆，“原定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招收100多人，每个专业只招收15到20人”，“全国设了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每个系科都要经过初试和复试两道关口，留下来少数艺术专业成绩特别优秀者，再参加文化课的考试，取得及格成绩，才能录取”。陈凯歌所报考的导演系，当年的初试包括:口试（一般文艺常识）、朗诵（诗歌、小说或故事片段，不得超过5分钟）、表演小品（当场命题、简短准备后立刻表演，不得超过7分钟）和作文（笔试）。复试包括:口试（文艺路线、文艺作品分析和电影专业知识）、命题编故事、表演小品和影片分析（笔试，当场放映完毕立刻写作）。放映的影片是《英雄儿女》，考试中的一个细节让导演系的老师记忆深刻，开考30分钟后，一个考生迅速交卷，老师们还以为他是没有考好，上前安慰，而这个考生的回答是：“不，我在等我的同伴陈凯歌，他还没写完！”这个考生就是田壮壮。

　　那时候北影所在的朱辛庄还很偏僻，倪震描述，是“一片望不见尽头的饲料地伸延过去，接上了邻近村庄的大田作物”。倪震并不否认，在北影78级学生中，有一种说法，把同学们的家庭背景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高级干部子弟，他们享受着社会特权，得到许多常人没有的机会和可能性。第二世界是艺术世家子弟，他们有知识优势和电影界广泛的社会关系，艺术前途平坦顺利。第三世界是平民家庭子弟。他们二者皆无，只有刻苦用功，加倍努力，才有希望将来艺术上出人头地，有所成就。”按照这样的划分，田壮壮和陈凯歌属于“第二世界”，而他们的同学张艺谋，则是“第三世界”。

　　倪震说，其实从北京四中的时候开始，陈凯歌身上就有一种矛盾，在北京四中的同学里面，相对于那些“红色贵族”，他是被边缘化的;而另一方面，他的文学修养，尤其是古文素养，又使得他内心有一种想要有所抱负的心气，“凭什么就比你们低”，觉得自己应该是能干大事的那种人。

　　如果从家世背景上来讲，陈凯歌并不算78级学生里最显赫的，他的父亲陈怀皑是北影厂的导演，但从执导影片的署名上来看，一直都是排在第二位的“联合导演”。母亲是电影剧本的编剧。而与他同岁、从小就相识的同学田壮壮，似乎更符合“电影世家”的描述——父亲是时任北影厂厂长田方，母亲是著名电影演员于蓝，后来成立的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1982年4月，毕业分配开始。这过程很细致，一直延续到了7月底学期结束。身份差异在这时表现得更加明显。留在北京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田壮壮毕业去的是北影，陈凯歌最先分配在刚成立不久的儿童电影制片厂。而张艺谋、何群、张军钊、肖风被分配去了刚成立的广西电影制片厂。陈凯歌是阻拦过何群的，“留在北京，这么多同学还怕养活不了你一个人？”而田壮壮为了留住张艺谋求助于母亲，于蓝以儿童电影厂新建不久，名额不满，摄影力量不足为正当理由，要求北京电影学院给儿影分配摄影系毕业生，至少分配去一名。只是这样的努力后来也落空了。倪震解释，其实这样分配也是符合当时的原则的，而且去到广西厂，对于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机遇:广西厂“借”来的导演

　　陈凯歌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原厂长韦必达从北影厂借来的导演。

　　韦必达回忆，“1983年5月，广西厂成立了以四个电影学院毕业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摄制组平均年龄27岁，一成立就马上投入紧张的拍摄工作，1983年11月，《一个和八个》完成双片，12月送中国文化部审查”。当时文化部正在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不幸的是，《一个和八个》被当成精神污染的影片重点批判。

　　也正是在这段开会期间，韦必达听说了陈凯歌的名字，“何群跟我大力推荐陈凯歌，说是导演系的高才生，很有学问，我当时就动心了，那时候陈凯歌分配在北影厂，我跟汪洋很熟，就跟他打交道，问他借一个人才到广西去，汪洋答应了”。而这时候韦必达跟陈凯歌还没有见过面。韦必达回忆说:“等我回到广西，后来陈凯歌来了，带着一个自己写的剧本，那时候的陈凯歌还不是意气风发的样子。通过跟他的谈话，感觉这个年轻人在艺术上是很有想法的，他讲话很慢，感觉很动脑筋，比较慎重。”

　　但是韦必达并不同意拍陈凯歌带去的本子，“主要是从市场回收成本上考虑，当时《一个和八个》投了42万多元，因为审查通不过，当时不能收回成本”。而陈凯歌的这个本子，韦必达说，“就是后来的《孩子王》，太过沉重，不宜投产”。当时文学部从来稿中推荐了两个本子，其中一个就是《深谷回声》，也就是后来的《黄土地》，韦必达说:“原本是想找郭宝昌拍的，但是由于《一个和八个》没通过的影响，郭宝昌觉得可能会有风险，不愿意接拍。青年摄制组的张艺谋、何群都看中了这个本子，陈凯歌心里最渴望的可能还是拍自己那个本子，不过后来还是同意了。”倪震后来考证出的一个细节，是陈凯歌对《深谷回声》十分犹豫，从广西回到北京，碰到夏钢，曾问:你看这部戏能接吗？

　　韦必达说:“陈凯歌是我从北影厂借来的人，按照当时文化部电影局有一个经营管理政策的规定，外借的演员、工作人员的工资，最高按原有工资的四倍支付，一般是两倍。那时候陈凯歌的工资也是每月56元，我们给北影厂的是4倍工资，给到厂里，再由厂里按工资发给本人。”陈凯歌来时，广西厂的条件比起张艺谋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好了很多。“陈凯歌住的是旅馆，不过也不贵，就10块钱一天的样子。张艺谋他们来的时候，厂里的宿舍很紧张，我给他们安排的是两个人一套房子，有独立的卫生间，那时候张艺谋跟何群一起住。”韦必达的感觉是，“那时候他们并不对物质条件过多地挑剔，而是渴望能够有一个做事情的机会。所以对一些生活细节也并不太在意。拍片的时候在外景地住的也不过是中等条件的旅馆。”

　　1984年7月下旬，《黄土地》完成双片送文化部审查，却遭到当时电影局领导无端批评指责，韦必达不服，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他和陈振华副厂长同领导争吵，不欢而散。对《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是肯定还是否定，电影界一直争议了约一年，直到1985年底1986年初，两部影片才得到充分肯定。《黄土地》让陈凯歌一鸣惊人，但是韦必达却因为这两部影片，1984年底就被调离了一线岗位。

　　后来张艺谋还给韦必达来信，说他和陈凯歌正忙于赴港，回来后，就要筹拍《大阅兵》。对于老厂长的遭遇，张艺谋在信里曾这样表述:“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记着您悲愤上书电影局，记着您无私无畏地支持保护我们，我们记着那些所有的事，我们也有年迈花甲之时，但我们会想起我们的《一个和八个》，我们的《黄土地》，我们的广西厂厂长……”“我，凯歌，何群相信你会愉快、无愧地生活下去。”

　　陈凯歌也在1985年给韦必达来信，说“《黄土地》在京获得评论界的好评。最近，我们接受许多采访，许多同志给予我们不少鼓励，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评价，和厂长对我们的一贯支持是分不开的。我想，影片能有这样的影响，您一定也是很欣慰的”。这也是陈凯歌和韦必达的最后一次书信联系，韦必达说，后来也有过电话联系，陈凯歌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一个月的时候，他到北京，陈凯歌还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并不傲气，对我很尊重”。韦必达的感觉是，现在“电视上的陈凯歌有点过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陈凯歌还是很好的”。

　　韦必达说，陈凯歌来时跟他表态，跟广西厂合作拍两三部影片就离开，他心里也是很赞同的。“可是因为《大阅兵》的下马，合作不到一年，人马就散伙了。大概是1984年1985年左右，郭宝昌也离开了广西厂。”韦必达记忆中广西厂的辉煌，也成了过去。

　　困惑:给谁看的影片？

　　“做一个导演，肩上的责任重大。一部电影的投资，几十万元，可以装备一座中型医院，国家现在还这么穷的时候，这真是很大的一笔钱啊！你拍一次电影，成功还是失败，事关重大！期望各位牢记。”这是78级导演系主任教员汪岁寒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告诫28名学生们的肺腑之言。

　　虽然不是导演系出身，何群回忆起来，也跟记者强调:“我们那个时代接受的视觉文化的教育就是电影，那时没有电视，在荧幕上体现这个时代和人物命运的载体，就是电影。当时也不觉得有‘卖’电影、推销电影的感觉，因为觉得电影就跟吃饭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对我们来说，拍电影就是你的一个工作，跟现在的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

　　在《黄土地》和《大阅兵》之后，陈凯歌终于还是成功地将《孩子王》搬上荧幕。投资方是由吴天明担任新厂长的西安电影制片厂。起初西影想请他拍的是《绿化树》，但陈凯歌认为正式投入拍摄，还必须对剧本作相当大的改动，再加上当时是1986年7月，影片所需要的季节是冬季，他不可能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改拍《孩子王》。回忆起来，陈凯歌自己也承认，“影片能够投入拍摄，完全仰仗于吴天明对我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胡健对我的理解和信任，他很重视艺术片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作用，同意在影片70万元的预算中负担35万元，这样，才使《孩子王》得以排入西影的拍摄日程”。

　　1987年9月，因为和中影的纷争，《孩子王》在中国电影展展出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孩子王》并不在参加影展的正式影片中，但是许多外宾强烈要求观看此片，吴天明就让宣传发行处到北影厂租了一个放映室，安排了一个时间，贴一个海报，但中影公司拦住不让贴，当时吴天明住在远望楼，他回忆说:“有点生气，就要了一个面包车到那个中影公司去了，就是小西天。去了以后我就拿着个海报，正好外宾都在那儿吃饭，一个阳伞底下一个桌，两三个人。我就一个桌跟前站一两分钟，一二十个桌我就走了一遍。当时我害怕中影公司人跟我冲突起来，我让那个宣传处处长柏雨果拿着照相机，看谁敢打我你就给他拍照。结果后来也没有发生矛盾，我还在中影公司那个大楼门口站了一会儿，示了一下威。结果那一届电影节《孩子王》好像是卖给了十四个国家。”吴天明说，“后来听说陈凯歌说过，我这一辈子都不做对不起吴天明的事情。”

　　此后的陈凯歌于1988年应美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及纽约大学的邀请，赴美访问，并于同年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评选20名“走向未来导演”第6名。3年后回国，执导《边走边唱》，结果受到诸多质疑。1989年的时候，倪震也去了美国，在纽约跟陈凯歌呆了一段时间，所以说起《边走边唱》，倪震解释:“对陈凯歌来说，在国外几年，回来以后，对于现实的中国环境也生疏了一些，拍《边走边唱》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陈凯歌这种两三年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小说，陈凯歌在去美国以前就跟史铁生买下了版权。陈凯歌在这个电影里，想寄托的其实也有一些政治上的想象和隐喻，而实质上他反映出来的，只是一个文人内心真诚的苦闷，给人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书生气的导演，老想追求一种命运的表达。”作为跟张艺谋和陈凯歌私交都非常好的老师兼朋友，倪震依旧看重陈凯歌，也感叹，“他总是遭遇着一种很不幸的命运，他要说的话不能直接说”。

　　对于陈凯歌在电影上的努力，并没有人质疑，电影学院78级同学十年后第一次聚会，大家相互开玩笑，彼此授予一些奖项，陈凯歌得到的是“最佳创伤奖”，他自己说，“意思说我年届四十，头发就差不多全白了（而我的家庭是没有白发史的），我的生命似乎全部消耗在电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