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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件新闻轰动省城：阿城发现金代最早的古城“海古寨”。值得回味的是，发现这座消失近千年古城的，竟是阿城金史爱好者那海洲。
海古寨遗址位于料甸乡新建村西南约200米的海沟河畔，城墙高约1米，周长约700米，呈长方形。此城取东南向，只开一门，建筑形制属金代早期。当地村民都知道这里曾挖出不少古钱，“是块能出宝的地方”。
几年前，那海洲从阿城市电业局长的位置上“下来”，当许多人要笑看他如何“生存”时，那海洲的选择却令人不解：单枪匹马、不分昼夜、劳神费钱，进行金史研究。老那祖先为京旗移民，从对家族史的追溯引发对金史的研究，让他感到金源文化对阿城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作为女真及满族人的后代，他有“责任和义务”成为金史爱好者。
历史不管有多么动人，也不管具有多大镜鉴意义，它都不可能自己走回现代生活。于是历史就以多种人为的面目流传下来。史志是专家学者以政权的名义认定的，它严谨但不生动，不为大众所接受。传记是文学艺术家塑造的，它生动但不严谨，为大众普遍热爱。还有一种属于渔樵等凡夫俗子的，他们按自己的爱好和习俗，随意编撰的“野史”。
对于金史而言，且不说其数量远不及同时的宋史、辽史，其质量又被后来的传记及野史弄得面目皆非。比如说，把金国大败辽、宋的史实单纯地归结为“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而忽视女真奋勇崛起的民族精神；金军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是入侵中原的敌寇，人们宁愿认可岳飞的“愚忠”，却毫不赞扬金兀术的“忠义”，甚至把病死的粘罕硬编成死在牛皋的胯下。
金史只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段，虽然不需要翻案，却值得发掘探寻，不仅需要专家学者的关注，也需要金史爱好者们的投入。那海洲行为的意义正在于此，况且已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像那海洲这样执著的人还有一位，他就是王洪昌。800多年前，大金皇帝完颜阿骨打饮马按出虎水，开辟一代江山。2000年，王洪昌孤身一人，沿阿什河从源头走到入江口，将阿什河沿岸风情尽收笔端，著成《金源五百里》。走过一条河、写尽一条河，王洪昌创造了金源文化研究的历史之最。
阿城虽为金国上京，但也有其命运最为惨痛的时刻。1936年春，日寇铁蹄踏进阿城，在当年女真人纵马扬鞭阿什河流域建起军事基地———东大营。在其后的50多年间，日本侵略者战时的烧杀抢掠、战后的弹药遗存，都给阿城人民造成无法抚平的伤害。而系统揭示这段历史的，依然是阿城的金史研究者关伯阳。文化传承、绵延不断，铭记伤痛、正视历史的民族才是自强自立的民族。
重新“就业”的那海洲表示，退休后要投入更多精力研究金史，他道出的是阿城金史爱好者们的心声。正是金史爱好者的孜孜不倦，才使金源文化如此丰富多彩、生动感人。
边丽艳 本报记者 杨兴文 王作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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