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一位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表示：为什么几十年前经济不怎么发展，贫困学生能上得起大学，而现在经济发展了，却反而上不起学？对此，教育部门一名官员的解释是，部分教育是一种消费，要量力而行。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买衣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当然需要量力而行。那么将非义务教育比喻成衣服，表明了什么？表明那些拥有非义务教育资源的学校成了一些店铺，仅对有能力者进行以钱易物的交易，并且除了以钱易物之外，一切免谈。也就是说，如果将买衣服的地方称为“衣店”的话，那么这些出售非义务教育资源的地方就是“学店”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由来已久了，也是最令人黯然处。

　　我们面临这样的现实：一方面，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消费”一直居高不下，民众对此诟病已久。另一方面，我们已逐渐厘清义务教育的国家责任，但如何为属于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及大学阶段的教育产品来定性，依然存在某种路线或方向之争。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自教育部门的“教育如衣服”的说法，具有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将非义务教育作为纯粹的市场产品来对待将成为一种鲜明态度。

　　毫无疑问的是，过度教育产业化的取向，是从根本上对教育为民族及国家储备人才的终极使命的背弃。一家衣店当然可以不必以全民都穿得漂漂亮亮为使命，但教育却必须以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为己任。假如说“非义务教育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那么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一个人的智力足够，但经济却又严重不足，甚至连进“小店”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时，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必须认命呢？

　　民众并不是非得打破头挤破脑让他们的子女去享用优质教育资源，实在是因为民众有着通过教育改善其自身生存境况、提升其生存地位的愿望。事实上，这也是教育应当具有的一种社会正义价值所在。如果非得劝导民众像选购衣服那样，“量力而行”地对待非义务教育，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代际转移”或贫困世袭呢？

　　更应该看清的是，“教育如衣服”的说法与相关方面一直反对的中国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路径如出一辙，并可能成为续接教育产业化这个逻辑链条的坚定一环。多年来，一系列旨在降低教育公共产品属性的政策导向，已经使得教育产业化不仅成为一个逻辑链条的必然结果，也导致了它的愈演愈烈。而我们近年来对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期待，恰恰在于如何扭转过度市场化的取向，使其维持一种准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