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媒体上公布严重违约学生的姓名、身份证号、毕业学校等信息，以此催还助学贷款，这一做法的确值得考量。

　　贷款不还，违背诚信。但是，人的道德荣辱观念是同物质生活水平联系起来的，正如管仲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由此来看，“曝光违约生名单”的办法，究竟能产生多大效果，令人怀疑。试想，如今，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大——2005年的毕业生就业率是72.4%，有93万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今年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应届毕业生工资收入普遍偏低——调查显示，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是1200至1500元左右，甚至出现零工资就业。这种形势下，许多学生找不到工作、收入低微，维持自己的正常生活尚且困难，哪里有条件归还助学贷款？虽然，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但贫困学生无钱无产无业，长期“一人上学，全家受穷”，即便曝光，又能怎样？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正遭遇到大学生的信用危机，社会各界都在苦思良策。全国政协委员林钧跃在今年“两会”上就有一份这方面的提案。提案中说，助学贷款也应人性化，可以制订一定的倾斜政策，例如对参加西部落后地区建设、参军、参加扶贫、到中小学任教的毕业生，只要达到合理的年限，就予以适当地减免偿贷额度；对于处于伤残、失业等境况的毕业生，应给予减免偿贷责任、利息的优待，或按照最低还款额度拉长偿贷期限，等等。

　　提案中所涉及的减、缓措施，值得尝试。由此也提醒我们，以务实的态度、人性化的手段，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信用风险调控机制，才是理性的态度。

　　试图通过单纯的威慑手段，来解决助学贷款还款工作，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无奈之举，往深里说，涉及一个风险的转嫁问题。为规避助学贷款业务的风险，银行向学校施压，是一种无奈；学校为了继续争取助学贷款，稳定学费收入，鼓动银行向学生施压，看上去也是一种无奈。但问题是，为什么金融业务的风险和教育高收费的风险，最后都要转嫁到学生头上。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银行的地位显然优于学校，学校的地位显然也优于学生（特别是申请贷款的贫困生），那么，这种根据社会地位强弱递次转嫁风险，最后，把一切源于体制、管理的风险都交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承担，这种严重的不公平是绝不可用“无奈”二字就能轻松概括的。

　　对于有些学生毕业后不还贷款，一走了之，我们不否认这种信用危机确实存在，但是联系当下的求职难、应届生就业待遇低、生活负担重等等问题来考虑，许多学生又何尝不是出于无奈。他们的无奈，比之银行的无奈，比之高校的无奈，应该更令人同情，因为这是一个再也无法转嫁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