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日前出现了精彩的一幕:钟南山就药价虚高向药监局讨说法,他在谈到“一药多名”的现象时,非常“高调”地问道:“药监局的来了没有?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当着药监局的官员,钟南山院士举例说:“一个‘罗红霉素’,品种就达40多种。 我当了45年的大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他质问:“这些所谓‘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3月8日《中国青年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草根民众常常感到十分郁闷的是,当有些政策不合理,他们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时,不知道该去找谁。按照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政协委员是有权对官员进行质问的。我国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民主监督,包括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情况,对中共中央与国家领导机关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等,都可以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这些建议和批评,在闭会期间,主要是以书面的方式,在开会期间,就应该是像钟南山委员这样,用面对面的方式。
在我看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和社会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政协委员在行使自己的民主监督权利时,应该更多地采用面对面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和官员同时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公众才能知道你究竟问了些什么,而相关的负责官员又是怎样回答的,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推诿、扯皮、暗箱操作的空间,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由政协我想到了人大。其实在民主监督这一点上,人大代表还具有政协委员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那就是人大代表手中握有质询权。由于各级的行政首长都是人大选举产生的,各部门的主要官员也都是人大任命的,所以他们有义务回答代表的质询。通过质询,人大代表可以获知被质询机关的工作情况,可以对被质询机关的工作提出批评,可以要求被质询机关主要负责人作出澄清、解释等。质询权是一种通过代表的个人行为来实现监督的重要形式,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少见到人大代表像钟南山委员那样进行质询。
现在一谈到监督问题,许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感叹制度不健全。不过在我看来,虽然制度进一步健全的空间还很大,但基本的制度其实早已经存在了,只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也需要有胆有识的人率先来激活它,然后再在运行的过程中去发现和纠正其存在的不足,使之逐步地健全和完善。钟南山委员这次“高调”问政表明,他不仅在SARS病毒面前堪称勇士,在参政议政时,也堪称是一位合格的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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