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的韩老赤今年85岁，他已经记不清那年他几岁，只记得是一个炎热的夏秋之交，村口的土路被太阳晒得尘土飞扬，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人物”，从一头毛驴上下来，到他家喝水，还洗了一把脸。

　　这个穿长褂戴礼帽的中年人，就是年过不惑的晏阳初。

　　晏阳初，1890年生于中国四川巴中，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他穷其一生，为改变全世界上亿底层民众的贫苦命运作出努力。1943年，在美国纽约“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被国际学术界选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伟人”之一。与之共享殊荣的，有爱因斯坦、莱特兄弟、杜威博士等。晏阳初也是获此殊荣的惟一一位亚洲人。

　　1929年秋天，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仁来到河北定县，将这里作为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的实践起点。

　　在晏阳初开始他的定县实验70多年后，一批知识分子在翟城村重新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称为“温三农”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以及青年学者邱建生等人，成为了新乡村建设学院的发起者。人们期望翟城的火炬重新点燃。

　　1929：“先生们”进入田间

　　1929年的翟城村，老百姓看到了一群穿长袍戴眼镜的城里来的“先生”，在夜幕中手提灯笼出现在村口的土路上。他们提的灯笼很特别，上面画的不是花鸟鱼虫，而是写着有关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一类的歌词。游行队伍穿街走巷，吸引农夫们出房观看，这些高贵的“先生”们还热情主动地和农民们打着招呼。

　　晏阳初就走在这个队伍的前列。1929年，晏阳初从北京举家迁移河北定县，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始了著名的“定县实验”。而实验的第一幕，就是这别出心裁的灯笼游行。

　　早在1920年，留学归国的晏阳初在全国推行平民识字教育试验，反响热烈；1923年，晏阳初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宣布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

　　“定县实验”从扫除文盲开始，平教总会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识字课本，于秋冬农闲时节，在农民自家的院子里开设课堂授课。

　　晏阳初告诫同仁，“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晏阳初本不抽烟，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闲谈之时，他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还夸赞“味道不错”。老人李罗先还记得，晏阳初甚至学会了用当地土腔土调与农民说话。

　　晏阳初的身体力行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系的陈志潜当年辞去了民国卫生部官员职位，跟随晏阳初来到定县。

　　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跟随晏阳初的知识分子，脸上总是带着兴奋与高兴的笑容。据统计，最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多达500名“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

　　从1927年开始，平教总会就在翟城村试验栽种良种棉花、花生、小麦；并引进优良肉猪。平教总会在80亩官地和“试验场”中进行良种培育，到收获季节，便出钱雇当地农民采收。亲眼见到实惠的农民由衷地信服了“晏先生”带来的种子，良种迅速推广。

　　2004：“秀才们”被看了“笑话”

　　多年以后，温铁军和邱建生等人的下乡，同样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不过，和当年的热情不同，媒体谨慎地称之为：“秀才下乡”。而在农村，在需要劳力耕作的土地上，“秀才”并不是一个好词儿。

　　“秀才”们果然很快就让村民看了“笑话”，2004年，学院在试验地里种上了西瓜，但等到收成时，却发现个个长得就拳头大小。

　　按照“绿色食品”的思路，学院在自己的麦子地里少用化肥，也不用农药。尽管志愿者们想出了辣椒汁烟汁等替代品，但害虫还是在地里繁衍壮大。旁边地里的村民急得要帮学生们打药，因为“虫子都要到我们地里来了”。

　　最终，学院那参差不齐矮人一头的麦田又一次遭到了村民们的奚落。学院解释，这是绿色食品，分量虽然不足你们，质量可没得比。但村民们不能接受“绿色食品”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多追肥猛打药，粮食打得多才是效益。

　　“秀才们”和村民在渐行渐远，学院目前正在兴建“中国大陆第一组‘六位一体’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生态建筑群”——蔬菜大棚、沼气、生态厕所、猪圈、鱼塘、菜地，它们各自的产出物彼此循环利用，整个系统不对外生成垃圾。更多的环保和可持续理念被灌注进来。这样的农业生产，在东南亚被称为“永续农业”。

　　而翟城村的村民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光是那一套理论，就足以让他们头疼。

　　对于“温三农”的期待，很多农民就是盼望他“办个厂子、搞点加工”什么的。在农业生产的根本观念上，城里来的“秀才”和村里的农民，谁也无法说服谁。

　　1933：斯诺访问定县

　　晏阳初在1930年代似乎解决过这个问题，他富有远见地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除了良种培育，他还建立电台，广播科学知识；建立保健院，推行包括接种牛痘在内的公共保健措施；他甚至提议在大多数乡村搭建了露天舞台，来自北平上海的戏剧家们，第一次在农民们面前演出专门编排的科学短剧。

　　晏阳初还在定县推行公民教育和公民训练，通过农民合作社、农村自治、农民自卫等工作的开展，培养农民的“公共心”和“团结力”。

　　对于在定县的实验，晏阳初分析：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的四大痼疾；而相应地，平民教育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惟有此，才能战胜四大痼疾，建设新乡村。在此基础上，晏阳初提出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定县，在他发回美国的通讯中，他描述道：“在黄昏中的一片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两个月，日军占据定县。晏阳初的定县实验被迫结束，平教总会撤至四川湖南等地。

　　1950年代，晏阳初奔赴海外，在菲律宾和哥伦比亚等国继续乡村建设运动。

　　1980年代，年逾九旬的晏阳初终于返回祖国，与尚在人世的老友梁漱溟相聚，并重回定县参观，在定县，面对已经“换了天地”的乡村，面对大多相对不相识的村民，晏阳初用高音喇叭说了一句：“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就此老泪纵横，不能成声。

　　2006：新乡村实验面临考验

　　耐人寻味的是，70年后的今天，在温铁军和邱建生沿着先行者留下的足迹追寻之后，他们的一番努力开始面临解体的危险。温铁军在学院工作的时间很少，邱建生据说将会赴海南某农业试验开发区任职。对于学院的将来，翟城村村支书米金水毫不讳言“散伙”的可能。

　　温铁军把农村社会的演进看成一个缓慢的客观过程，他认为，学院目前的境遇，并非与农村的实际情况和要求不符，而是与地方1990年代形成的急躁冒进不相适应，与那种要快速占有资源、快速把资源变成资本、快速致富的话语不相适应。温铁军对农民的逐利心态表示了一些不满，认为他们太过追求短期利益。

　　实际上，学院从翟城村民的生活中已经逐渐淡化和退出。学院在翟城重点建设的村民合作社，由于找不到好的合作项目而名存实亡；除了对学院组织的一些文体比赛还有兴趣之外，村民们也对学院最初建立的各种协会失去了热情。

　　现在的学院，已经把包租的80亩土地退还了村里，一些学者和志愿者在学院围墙之内继续着自己的绿色农业或者是自然人居的研究，围墙之外，他们去得已经少了。

　　但有学界人士认为，把温、邱如今的境遇和晏阳初当时的成功放在一起做简单的对比，应当是不公平的。时至今日，土地本身的产出效益已经极其微薄，从土地产出着手，要立即取得如70年前一般立竿见影的效果，无疑痴人说梦。

　　而由于农产品价格谈判空间太小，再加上合作成本的支出，生产合作组织能够给农民带来的现实经济利益并不明显。

　　学院的前进方向也一直在两难境地中摇摆，是因时因地灵活处理，促进每一个不同村庄的经济；还是从大处着眼，学院派式地探寻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这很像晏阳初当初思考过的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来教育农民，还是接受农民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