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立伟　北京报道

　　3月7日晚9点，声音已经沙哑的姜健穿着火红的毛衣坐在宾馆房间的沙发上，不停的喝茶，略有些疲惫。而门外，仍然挤满了等待采访的新闻记者。

　　妇女、劳模、医务工作者、知识分子……姜健有着多重的身份。但在过去的19年，每年春天准时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姜健，身份只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

　　“我不希望媒体叫我‘提案大王’，提案是我的责任，不是做秀。”连续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这位身兼山东省曲阜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普通代表共提出议案、建议695件，几乎都被采纳。《中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这些已经从议案文本跃入现实生活，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背后，都有姜健的不懈推动。

　　今年春天，姜健又带来了102件议案与建议，即使只考虑所耗费的纸张，分量已是不轻。而众所周知的是，从发现问题、进行调研到形成议案文本、经修改并联名提交审议等程序，一件议案的最后登堂入室，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

　　七年前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姜健曾忽然失明，被医生告诫疲劳过度。如今，姜健已年过六旬。

　　“我是代表人民，而不是本行业”

　　19年前的姜健也不知道自己如何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既然人民选择了我，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如果在任期之内什么都没有做，我会后悔一辈子。”姜健向记者表示，“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以及人大这个平台，有与中央接触的机会，尽力为人民说话。”

　　“我刚开始的议案和建议大部分都是本行业的，截至目前，关于红十字会工作的有81件，医疗卫生方面的有30件。”姜健说，“后来我明白到，我是代表人民，而不是本行业，所以开始关注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

　　“我的工作让我知道了更多，我经常向病人了解情况，他们很乐意向我反映问题。”姜健说，以医生的职业为圆心，她得以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群。

　　由姜健提交并大部分被采纳列入立法计划或者已经立法的议案，主题涉及道路安全、农村医疗、食品安全、中小企业、劳动法等全国性重要问题。

　　“10年来，我多次提出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因为我在农村地区看到大量因病返贫、致贫的现象。中央对此很重视，2002年下发了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文件，全国拨款60亿元。在山东，也设立了7个试点”，姜健高兴的说，“作为试点的曲阜市，现在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90%，来北京之前我去调查，一个村里的老太太得病花了1万元，报销了6000多元，她很高兴，我也感觉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而最近几年来日益引起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出现在姜健的关注之中。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到食品安全问题。媒体上经常出牛奶、火腿肠质量问题的报道，老百姓也担忧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很多人因长期食用遭受农药、化肥污染的农产品而得病”，姜说，在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上，她就提出制定《食品安全法》。

　　“去年，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组织邀请我参加调研，6-7月份召开了座谈会，朱丽兰亲自带队，搜集材料，形成法律草案。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邀请我参加该法的修改，并制定了初稿。”姜有信心的说，“这次会议上，我提案《食品安全法应尽快出台》，这部法律应该会很快立法。”

　　代表素质：民意表达的杠杆

　　高议案采纳率使得姜健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代表”，不仅仅其所在的选区济宁市的选民来找她反映问题，山东乃至其他省份的人也经常跑来找她做“代表”。

　　由此，来找姜健反映民意的人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但不管是口头还是文字，“表达通常含混不清”，姜健说，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更加专业的判断，这迫使她不得不努力学习和深入调研。

　　“一个人民代表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应该走向社会，学习更多专业的知识。否则，就无法代表广大人民。同时，如果对别人提的议案不能做出是非判断，怎么去发言或者投票呢？”

　　代表身份和民意表达职能行使之间，代表个人的能力如何成为了关键。姜健认为，“人民反映上来的问题，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有能力区分，要把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反映上去，而不是一股脑的什么都反映，这需要代表不断的学习，拓宽知识面。”

　　“我的议案和建议来源一个就是人民向我反映，其次就是自己发现和调研”，姜告诉记者，去北京开会之前，她一般会走访100个以上的单位，召开50次左右的不同类型的座谈会。

　　“大量调研的材料需要自己在家里整理，我这老太太最后还学会了电脑打字”，姜笑着说，她把挂在脖子上的U盘拿给记者看，“两会期间我也没有停下来”。

　　“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代表身份只是兼职性质，而非专职代表，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代表的专业素质以及议案建议的质量。”上海市人大专家顾问、上海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分析说，近些年来，代表专职化的提议不绝于耳，而全国人大也注意到，一些代表对议案和建议的界限划分不清，部分议案的质量不高。

　　2005年，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又称9号文件，以下简称《意见》)，对议案和建议的范围和提出程序等一些工作做出规范。在此之前，议案和建议经常是代表打印的几页观点文章。

　　“议案规范很重要，必须有案由、案据，然后形成文字的法律草案，加工成议案，征求意见，30个代表签字共同提交”，姜向记者表示，“人大代表的议案应该促进中国的法制建设，大部分议案是关于法律法规，对于非专业的代表来说，提议案的难度很大。”

　　提案之外

　　长达19年的提案生涯中，姜健也曾遇到让她迷惑的事情。

　　“我所在的济宁市，一些煤矿因开采失误，导致多处大面积的煤矿塌陷，毁坏农民的耕地，很多农民失去土地。他们获得了一些补偿，但是，那一点补偿用完后如何保障生活？”姜健忧心的说。

　　去年11月，姜健就《劳动法》执行情况进行调研，提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如果不能单独立法，应该纳入《劳动法》。“全国人大开始考虑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但是认为失地农民具有区域性，人也很少，就没有纳入《劳动法》修改范畴。”

　　全国人大代表是代表原选区选民，还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呢？

　　“我们的法律规定，人大代表要对本选区选民负责，接受选民监督，选民有权罢免不合格的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是代表选区的。但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又要求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浦兴祖认为，“应该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人大代表不反映地方具体民意，就无法形成全国民意。所以说，应该反映地方民意，但是在提案或者表决的时候，要全局着眼，服从国家利益。”

　　提交议案只是人大代表的职能之一。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组织法》、《人民代表法》等法律除了赋予代表立法权之外，还可以对政府提出质询、监督、罢免领导人等权利。

　　多年前，姜健被山东省高等法院、济宁市公安局特邀担任监督员，监督司法公正。

　　“以后，不提倡代表个人调研以及干涉法律部门的案件处理”，姜表示，“人大代表可以通过各级人大组织集体进行活动。”在一些地区，地方人大组织允许代表持代表证深入基层视察，一些认为审判不公的案件当事人也在寻找人大代表的支持。

　　“去年中央转发的9号文件，规范了代表的活动”，浦兴祖说，“《意见》倾向于支持代表集体调研。”

　　这份《意见》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要求每年各进行一次集中视察和专题调研，时间各为一周左右。并要求代表不得干预具体司法案件的审理和执行。

　　但是，大量的调研占用了姜健休息时间，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调研很累，整理材料，学习知识更繁重，我还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被邀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开会期间，还要不断寻求代表签名提案，每个议案需要30个签名，每个人都要解释一次，这么多议案需要向几百个人说明，尽管他们说我的提案‘免检’，也要完成规定的程序。”

　　这位来自提出“仁爱”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故乡的人大代表，经常向记者提到起所任职的红十字会“人道主义”精神，她的真诚和负责的态度极富感染力，“我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已经没有剩余的力气了”。

　　姜健不愿透露她每年在履行代表职责进行调研和撰写议案和建议花费了多少成本，这些支出都来自她个人的工资。“各级人大都有调研费用，那是集体活动时候用的”，姜回避说，“我个人的花销不要提了，这是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