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梁文道专栏

　　虽然在柏林、康城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电影奖项中，奥斯卡金像奖是最不国际化的一个，但凭着美国电影工业雄霸全球的实力，它还是最受瞩目的。所以李安得奖与否一致被华文媒体看做是华人在世界影坛的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近年急躁的民族主义情绪背景下，李安得不得奖，更是关系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大问题了。

　　今年的奥斯卡奖的确特别值得中国人关注，因为起码有三个人、三部电影与三种情绪在它和中国之间拉上了关系。第一个是李安和他导演的《断臂山》，一开始就备受港台重视，而且果然不负众望，夺得华人导演的首座奥斯卡金像奖，被认为是华人扬威国际的壮举。第二个是获邀颁奖的章子怡与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章子怡向来是娱乐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艺伎回忆录》更被视为是“中国女人跑到日本当妓女”的媚外烂片，二者加起来堪称“国耻”。第三个是陈凯歌及其《无极》，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名，但制作单位一直声称要“冲奥”(冲击奥斯卡)，可惜最后在一面倒的民间嘲讽声中成了笑话。

　　当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绘成“华人之光”的时候，其实是在传达一种“代表关系”，也就是说李安代表了全体华人，所以他的光荣也就是我们全体华人的光荣。同样地，当我们把饰演日本艺伎的章子怡说成是“华人之耻”的时候，也是把她当成了代表，她的耻辱就是大家的耻辱。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追究这种代表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正如我们从来不用质疑刘翔、杨利伟和李政道带给我们的荣耀感，仿佛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用不着先问准我们，我们也不用投票去选举他们出来。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够代表全球华人，最浅显的理由自然是他们确实具有华人身份。但是所有稍经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族群与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条件，而是人为主观地参与构想的产物。也就是说，我必须经过一番联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进“华人”这个范畴里面。所以不妨大胆点推论，不是李安和我们都是华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们全体华人上台领奖；而是我们把李安推为代表这番言语这种行动本身，使我们共同分享了华人的认同。并非代表关系立基于已有的身份，反而是代表关系塑造了集体身份。

　　因此，重点不在李安如何为华人争光，也不在他争了什么光，而在我们借着把他推许为“华人之光”这个行动能得到些什么。把一个人当成一整群人的代表，总是有透过那个被推许出来的人树立整群人身份与形象的作用。简单地讲，我们希望温文尔雅又才华横溢的李安就是全体华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虽然是一个弹性十足的导演，拍《理智与感情》时有英国味，拍《冰风暴》与《断臂山》时又十分地道地掌握了美式风貌人情，但我们还是愿意强调他的含蓄，因为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华格调。另一方面，陈水扁也极乐意强调李安是台湾代表的身份，称赞他是台湾“文化立国”的榜样。可见代表的意义，决定于被代表的人怎么塑造他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们就很能体会称呼李安那代表身份之四种方式的差别了，说他是“台湾人的光荣”、“中国人的光荣”、“华人的光荣”乃至“亚洲人的光荣”，其实是在表述四种不同的身份。至于说章子怡是“中国人之耻”的人(例如许多网民)，往往又爱补充一句“她不配当中国人”之类的气话。这表示虽然依据常识她是个中国人，但大家雅不愿她成了中国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样的认同，免得共同成为在海外卖淫的妓女。褫夺章子怡的代表身份，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国人的内涵与意义；排除一种代表形象，就是维护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觉。

　　在有关方面的眼中，或许最好的代表当是陈凯歌的《无极》。难得陈凯歌从当年“丑化中国社会”的《黄土地》作者，蜕变成一个能够集合中、日、韩三地影星炮制出“中国式国际大片”的导演。原因不难想象，这部耗资巨大，动用许多特技的电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时期的大国气象。一时之间，关于它能问鼎奥斯卡的传闻也在媒体上炒作得甚嚣尘上。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无极》连奥斯卡提名都没有获得，反倒是美国味十足的《断臂山》成了“华人的骄傲”。有些媒体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而非“第一个荣获奥斯卡的中国导演”。欢迎什么，拒绝什么；想用谁代表自己，不希望谁代表自己；认同何种形象，不认同何种形象；真是一目了然，却又何其尴尬。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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