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27年“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推进，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转轨期。“转轨”，在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在被赋予浓厚历史底色的同时，成为当下一个最热切的词汇。此次转轨既源于经济增长的模式之辩，又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其内涵深刻体现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全新概念中。

　　1979年，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手段的首次转轨；1992年，确定由计划经济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国又开始了第二次转轨。继往开来，2006年作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年，迎来了又一次转轨的关键时刻。在前两次转轨中扮演“试验田”角色、保持“排头兵”地位的广东，在这场全新转轨中，将作何思考、作何行动？

　　3月5日起，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广东团的议政之地，代表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自主创新、降低能耗、建设新农村、调整产业结构……

　　一个个触及转轨内涵的词汇，从代表们的议案、讨论中频频跳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在结合广东实际审议报告、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时，围绕转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2006年北京的春天，让世界读出了不平凡的新意。

　　增创新优势：广东经济DNA不断进化

　　回望历史，才能更清楚地找到前行的道路。

　　第一次转轨，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按照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嘱托，“杀出一条血路”，在先富起来的同时，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次转轨，1992年起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全面实现开放，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开始弱化，面对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发展态势，广东按照“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内涵，创新发展的活力。

　　从抢喝全球产业转移的“头啖汤”、到抢先在产业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延长产业链条，从珠江水、广东粮到岭南衣、粤家电，再到IT簇群、汽车基地、石化基地，广东一次次抓住高增长行业的发展浪潮，争来了“十五”跨上历史性新台阶的可喜成果。

　　短短五年，广东GDP总量从1万亿增长到2万亿，相当于此前20多年的积累；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从10.8%到11.9%，提升了1.1个百分点，在全国的排头兵地位更加稳固。

　　“我为广东‘十五’的进步感到高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3年离开广东后，这几年每年两会都要到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报告，纵论发展。3月6日，李长春再一次为自己工作过的这片热土发出由衷的赞许。

　　总结刚刚过去的“十五”，张德江一语道出广东经济增创新优势所带来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核心内涵：“GDP就如同广东经济发展的‘DNA’，由此，可看出广东经济发展情况。分析这个‘DNA’，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

　　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次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1.1%说明了什么？》，分析“十五”期间广东经济增长的DNA，指出广东不仅经济总量在扩大，而且效益在提高，这是率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

　　不断进化的广东经济DNA，见证着广东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不断调整、不断提升的历程。

　　转轨进行时：“排头兵”要做常青树

　　1992年，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时，鼓励广东要赶超“亚洲四小龙”，率先实现现代化。十多年过去了，广东GDP去年按现行汇率折算近2700亿美元，已经超过新加坡、香港这两条“小龙”。

　　两会期间，张德江在会见香港特首曾荫权、提起追赶“四小龙”的话题时说，2010年前，广东的经济总量可以赶超台湾，并瞄准韩国。这笔账并不难算，去年台湾的GDP约3500亿美元，韩国的GDP超过6500亿美元。

　　“广东不愿只当‘报春花’，更希望做‘常青树’。”长期从事区域竞争力研究的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道出了广东勇当排头兵的历史内涵和现实任务。

　　勇当排头兵，是广东的历史使命使然。前两次转轨过程中，广东就扮演着“改革试验田”的角色，为全国探路；此次重要转轨时期，广东的这一角色更不能缺席。近年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多次到广东视察，每一次都殷殷寄语，期望广东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

　　勇当排头兵，在新的转轨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和质量上，更全方位体现在社会和谐、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而经济发展的转轨，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强的物质基础以及先进的观念与机制。

　　面临资源短缺、环境压力、传统经济增长点乏力等挑战，广东在新的转轨期需要更健康、更全面的要素，加速DNA的进化！

　　虽然“十五”时期广东经济的DNA在进化，却并不意味着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更无法回避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现实。在今年两会上，东莞市长刘志庚代表给出的数字予人警示：今年东莞市企业的用工缺口，预计达到25万-30万人。

　　不仅仅是用工短缺，一段时间以来，“电荒”、“油荒”伴随着经济总量高速扩张，已接踵而来。究其根源，离不开以土地置换资本、以外资支撑增长、以劳力实现扩张的粗放型发展实质。

　　“增长模式转型压力是个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没有发展，不会到这个特定阶段；在压力增大的同时，转型的有利条件也在逐步具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给出客观的评点。可以说，“十五”时期广东经济

　　DNA的进化，为转轨新时期顺利实现增长模式转型、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雄厚的基础和条件。

　　创新原动力：DNA进化加速器

　　问题很明显，原有增长模式的压力，来自于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弱化。

　　“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多年来从事环境、能源研究的惠州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细花代表，提交了关于修改《节约能源法》的议案，建议将限期治理、停业整顿、关闭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决定权划归节能主管部门，提高监管效率。

　　但若要从根本上实现转轨，必须转换比较优势。简单来说，就是“腾笼换鸟”，腾出空间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相对于初级的资源投入模式，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增长模式的产出效能要高出很多，可谓是推动转轨和DNA进化的最佳加速器。

　　深刻体会到创新是“一场事关广东前途命运的决战”，今年的两会上，代表讨论中出现的高频率词汇之一就是“自主创新”。

　　广东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何？熟悉省情的黄华华一点也不护短。在境内外媒体记者招待会上，在与代表们的讨论会上，他多次提到这样一个例子：韩国在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上的资金投入比例是1：50，我们广东只有1：0.7.引进了技术，消化、吸收上花的钱不够，不仅浪费，更无法形成再创新。

　　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以企业为主体，华为、中兴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领头羊”，其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代表们纷纷从众多角度出谋划策。

　　税收政策———李林楷代表建议修正当前的生产型增值税政策，从应税税基里面扣除研发设备和人员工资的费用。他认为，高新科技企业消耗原材料少，增值多，应该鼓励。

　　法律制度———为了给自主创新“放心”的环境，李晓方代表同时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议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的议案，以及关于《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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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延展开来，还有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

　　听起来生涩，其实并不难理解。近年来渐入佳境的泛珠三角合作，更是制度创新方面再好不过的例子。今年的两会，广东和云南代表们同住一幢楼，更因同处泛珠三角区域而显得格外熟络。“交通、科技、信息等多领域的合作，最终会推动整个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到时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李秉记代表的一席话，点出了泛珠三角合作正是创造市场环境方面的制度创新。

　　与技术创新不同的是，制度创新在很多时候还需要政府出面主导。

　　珠三角和山区、东西两翼的当家人，都结合各地的实践摩拳擦掌提出各具特色的战略思路。

　　———广州：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代表底气十足地表示，拥有广东省乃至华南最雄厚的科技、人才资源和强大的基础产业，广州要成为全省自主创新的龙头城市；———深圳：继去年明确提出要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后，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代表进一步表示要争取成为全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并发展理念创新、法制创新、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产业创新和文化创新；———东莞：宣布将斥50亿巨资全力打造“科技东莞”；———河源：进一步明确要走“园区式、低污染、好效益”的发展新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发展要转轨，经济DNA要不断进化。这是回荡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充满自我审视而又振奋人心的强音。　（特派记者程满清胡键李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