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图“强”，是对于2010年外贸愿景最为准确和简洁的概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在瑞典，一双中国制造的鞋大约卖人民币299元，但是国内厂商只能得到70元，扣除原材料、工资等费用，其中利润仅有5元钱，毛利润才1.6%”，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萧灼基这样描述“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时的高数量、低利润率窘境。

　　提到“十一五”中国外贸发展愿景，代表委员们谈到最多的，是实现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

　　还是看那299元的“一双鞋”，到“十一五”末期，如果中国厂商有耐克那样的设计与品牌塑造力，就可以得到43%的毛利润——120多元；或者中国厂商有沃尔玛那样的渠道掌控力，也可以再增加3%以上的净利润，相当于多赚10元钱。

　　总量达1.4万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排第三，直接提供8000多万个就业岗位，相较于消费和投资，对外贸易可称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头号主力。

　　然而，在成长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同时，简单粗放的产业扩张模式在外贸领域也再次显现：从宏观经济的指标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风险暗藏；从国际交换中的利益分配来看，我国仍处低端，外贸发展的规模与效益并不对称；在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一半，国民收益并不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我国的话语权还不十分有力；在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我们所处的位置仍较为被动。

　　正因如此，由“大”图“强”，是对于2010年外贸愿景最为准确和简洁的概括。

　　做出来的是肉喝到嘴里是汤

　　2005年国际贸易领域关注度最高的就是中国纺织品出口，然而盘点全年，中国的纺织品虽实现了1150亿美元的出口额，顺差超过900亿美元，但是，这些出口额是由200亿件服装和大量纺织品原料换来的，相当于给全球除中国外的每人做了3.7件衣服，而一件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售价不到4美元。

　　而在微薄的收益背后，开放的经济态势也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外贸依存度从开放之初的8%到如今直逼60%，无疑引起了对于中国外贸下一步发展潜力与空间的反思。

　　“因为中国有一半左右贸易是来料加工贸易，所以实际的外贸依存度只有33%。”萧灼基委员这样分析。但是，外贸的大而不强却令他颇为忧心。在他看来，外贸发展至少需要反思这样三点：一是在开放之初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但是让出了市场却并没有换到核心技术、先进技术和前沿技术；二是，降低成本，尤其是降低普通劳动者工资，却并没有换来效益的提高；三是，外贸规模扩大，却并没有提高国际竞争力。

　　萧灼基的反思直指我国大进大出的外贸模式之弊。

　　谈及此，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华集团董事张赛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当前，我国的外贸增长更多地表现为数量型增长，出口产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分析原因，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告诉记者，依靠对外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外循环性很强，大部分高端产品出自拥有自主产权的跨国公司，而非中国企业。这些跨国企业在封闭技术品牌的基础上，借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建立出口基地，这种加工贸易在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我国往往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现代经济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框架，但最终落到我们自己口袋里的东西却很少。”

　　“中国制造的产品全世界覆盖率非常之高，在世界出口产品中占6.4%的份额，但其中85%是外国的品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认为，中国企业的模仿复制能力非常强，但很少能形成自己的品牌。“品牌的研发，是商品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如果这个部分缺失，则意味着“我们的‘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处在一个非常低端的位置”。

　　这直接影响到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比如我国的纺织品、服装、皮革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在全球占到了第1位，但国际竞争力仅为第12位、第30位和第13位。

　　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认为，竞争力不强，首先表现为我国一些传统的出口商品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如我国是电视机的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国，但在电视机的40项专利中，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有18项，并且都是一些非核心的技术；其次，现在我国出口的商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商品不到10%；三是因为，我国还缺乏自主的营销网络。由于我国的出口大多数是订单贸易，缺乏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和销售终端，与最终客户的直接联系往往被一些国外的贸易中间商所割断，大部分的贸易利益被中间商拿走。

　　不仅如此，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市场较为集中，也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而资源、能源的消耗高速增长，也造成我国对外部资源、能源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长期如此，外贸发展就会遇到高成本的问题，劳动力低成本会被原材料的高成本抵消掉。这使长期、可持续增长受到了限制”。张蕴岭如是说。

　　让外贸转型为综合拉动器

　　“‘十五’之前是外贸发动机的启动阶段，‘十一五’及今后更长一段时间，要使这台发动机能够保持稳定、高效的运转，并能够带动更多的动力机制”，张蕴岭告诉记者，下一阶段，外贸要转型为综合拉动器，“而不再是遥遥领先于经济的增长”。

　　特别进入“十一五”之后，中国经济与外部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和适应外部形势，“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已刻不容缓”，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周可仁认为。

　　他提出了四条具体举措：一是，以动态调整出口退税率为主要措施，以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为重点，提升贸易利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格准入标准，使出口产品的劳工成本、环保成本和资源成本得到合理反映。

　　二是，以培育自主品牌和增强国际营销能力为突破口，提高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出口从生产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化。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措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力培育自主出口品牌；尽快提高我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鼓励内资企业建立自主的国际营销网络。

　　三是，加快形成保障资源安全的贸易机制。限制或取消高污染、高耗能以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取消资源和能源的进口关税；完善规避国际商场资源价格风险的机制，积极融入全球资源定价体系，争取定价参与权、协调权和影响力。

　　四是，通过完善进口体制，扩大并规范进口，实现外贸进出口平衡发展。建立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机制。对大宗产品和长期顺差的国家进行集中采购，降低进口成本；对重要的资源和技术，努力开辟稳定、顺畅、安全的多种进口渠道。控制污染型、耗能性投资品进口，以进口调控出口。

　　此外，梅新育还建议，培育对外贸易的新增长极，包括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并符合新型工业化方向的重点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我国已经是全世界名列第三的货物贸易大国，货物贸易顺差巨大，服务贸易则发展相对滞后，服务贸易收支逆差庞大，从而严重损害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效益。”因此，“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出，到2010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2.3万亿美元和4000亿美元。

　　“产业升级、国内替代、结构调整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赵晋平说。他以其中的一个指标——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分析说，这一指标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百分之十几，增长到2000年的20%，现在逐渐增长到了30%多，这是一个缓慢而不断推进的过程，“这说明我国的中间投入品、产业链条延长的趋势是在持续的，只是不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快，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但是差距仍然很大，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摩擦考量贸易

　　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到技术密集型的手机、笔记本电脑，从资源型的焦炭到资金密集型的钢铁、汽车，面对潮水般涌向全球市场的中国产品，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相继动用反倾销、特保措施、技术设限、环保设限、劳工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对中国企业发难，贸易摩擦在诸多领域短兵相接。

　　就在今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我国17家木地板生产企业提出的“337调查”正在紧张的应诉阶段；而从5月29日起，日本一项专门针对进口农产品的新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也将正式实施，这无疑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农产品出口。

　　对此，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的多发期。

　　赵晋平告诉记者，应对之策，短期看要扩大内需，降低出口压力。而长期来看，一方面，政府要加强预警机制，使企业能够对市场运行情况有准确地把握，并以此调整自身的生产周期和产品结构；并需要加强政府间的协调对话，不仅是事后解决，而且还要能做到事前通过对话和协调来防止出现摩擦；同时，还可利用政策手段来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于相关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也可以防范摩擦风险，并通过立法，加大执行，来规范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需要让行业组织、中介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对企业行为进行自律，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此外，企业也要完善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的经营活动要符合国际规则，并加强相关的法律人才、贸易人才的培养。

　　“面对摩擦的多发，企业要早做准备，关键在于制订工作标准、质量标准，按此标准建立完善质量监督保证机制，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制度，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波司登公司总裁高德康看来，解决贸易摩擦的根本之道还在于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