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组织形式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既然我们已从公社化的集体形式走了出来，实践也证明了“联产承包”能够有效地解放农村劳动力，国家据此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为什么这里还要重提组织化呢？这不是搞倒退么？不然，要想新农村有质的飞跃，农村生产效率得到更大的提高，必须实行有效的组织。

　　当年“一大二公”，农民“出工不出力”，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实际物质需求。因此，当时的“组织化”是限制生产力发展的。邓小平将农民们受压制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农民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才科学解决了吃饭问题。然而，建设新农村如果再沿用这个思路就有问题了。土地承包27年来，土地被分割成若干片，生产资料也被肢解了，基本建设无人问津，乡村污染加剧，科学种田无从谈起。笔者在山东农村调查发现这样一个例子，某偏远山村将一棵老梨树分给了7户，结果谁也不愿意养护，最后果树不结实。一家一户重复同样的劳动，自然是农民自己跟自己竞争，即使丰产也不丰收(现金收入)。土地承包最大的好处是农民们有了余粮。然而，低效的劳动，高额的种植成本，加上收入来源有限，农民还不能有余财。城乡差别越拉越大，就充分证明了在同样的市场经济大潮下，低效的“单干”机制，无法与分工明确的“工厂化”机制相抗衡。

　　在自然界，最高效的物质生产是植物的光合作用，还有固氮作用。这两个过程都是在常温、常压下，在毫无噪声、零污染排放的前提下进行的，人类至今还无法模仿。之所以植物有如此高的效率，就是因为植物各器官、各组织、各细胞、各细胞器、甚至具体到一些大分子都是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农民是掌握着最高效物质生产的社会群体，如果再加上动物生产，延长产业链，将这个链条一直与工业、服务业接上头，实现循环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加工成本，何愁没有钱赚？农民不会给庄稼和牲畜发工资，但是庄稼和牲畜却为农民创造了成百上千倍的“剩余价值”，如果农民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有工打，他被城里人“剥削”的“剩余价值”就可以返回自己的腰包，效益怎会不提高？

　　江苏华西村是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目前，华西人年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是全国农民的41.8倍、城镇居民的13倍;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100万元。该村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就是因为实行了有效的组织。华西村原叫华西大队，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华西村实行大队统一核算，就比生产队多了一层组织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今天这种组织机制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如果说华西村是个特殊的例子，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其它几个效益很好的村。分别有，高举艰苦奋斗和开拓创新两面旗帜，以产业与生态旅游重铸辉煌的山西大寨村；产业兴村的京郊第一村北京韩村河；走工业化集团道路的红色亿元村河南南街村；以市场兴村的上海亿元第一村上海九星河；改革先行者不断寻求新突破的安徽小岗村；实施高科技兴村的浙江花园村；因地制宜开发产业的云南福保村；着力打造浙江第一村的浙江滕头村；将旅游文化做大做强的江西进顺村。这些村的共同特点就是组织得到。就连最早提出“分地单干”的小岗村也重新组织起来了，可见组织化是大势所趋。组织起来的新农村集公司制、股份制、福利制等优势于一体，每个人的劳动都产生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都没有离开村，同样也没有离开他本人，因为农民已成为股民。试想，如果将企业分开，你家分一台机器，我家开走一辆车，看他们的效益还能不能实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多达600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和晏阳初。七八十年前，先进的知识分子就看出了组织起来的优势。那时候的中国乡村处于严重社会动荡之中，当时很多精力是与社会不安定和愚昧做斗争的。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充满了信心。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包括乡村教育、乡村自卫、促兴农业、文卫建设。这一切都没有离开群体的力量，没有离开组织化。

　　八十年前的乡建运动，围绕提高农民物质和文化水平，将重点放在兴农办学上，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都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在精神生活方面，提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有些做法至今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比当年要成熟的多。一是基础好，政治稳定；二是国家拥有应有尽有的农业技术和人才；三是知识农民也越来越多；四是农村基本具备各方面的实用人才。中国农村是个复杂的小社会，其中不乏能人和贤人。初级专业人才一经培训就可以胜任一些基础的工作。

　　新形势下的组织化，必须是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利益相关、伙伴与竞争关系共存，集公司制、股份制于一体的新型农业产业模式。国家应当鼓励一部分科研技术人员走进农村，用优惠政策吸引一些企业进入农村，走“城市带动农村”的道路。国家还要扶持一部分资金培养农业产业，培养龙头企业和“领头羊”，逐步引导农民自愿地组织起来。新农村组织化决不能搞“一刀切”，要让农民在看到好处的前提条件下，吸引农民自愿入股。国家要建立基于本地资源优势的各种类型的示范区，成功的示范区需要科学家、企业家、政府和当地农(牧)民的多方参与。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新型组织化不能伤害了农民的土地利益，但又要通过合理的公司机制使土地升值，从而使农民受益。

　　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方式在于高度有效的组织化，希望得到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