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若麟

　　很多观察家在看到学生们在拉丁区再次挖出铺路石扔向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时都在惊呼，1968年5月又回来了！深入分析当年的拉丁区，与今天的索邦大学，可以发现当代西方年轻一代的保守倾向越来越明显。六十年代群起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大学生今天都在哪里？惟有法国青年继续对上街示威乐此不疲，但这次再也不是青年的一场进攻，而是对他们最后的一点点权利的保护。

　　专家们分析认为，1968年5月风暴中，法国大学生们抗议的是一切权威，包括任何形式的工会和政党，他们的思想武器是“造反有理”，他们反抗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今天的法国上街的大、中学生却完全处在另外一种思想和意识的控制之下，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担忧。对于他们来说，CPE意味着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不稳定的、充满风险、且肯定是如他们的父辈。对于这样的前景，他们当然不接受。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法国历届政府——无论是左、右翼——都在非常清楚其后果的情况下，一直在迁就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法国实际上已经迫在眉睫的各项改革，包括经济结构、教育体制、医疗保险、就业法规等等将对法国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措施，均向后拖延。而今天年轻一代的父辈们，正是当年的“1968年5月的一代”。民意测验专家罗兹认为，正是由于时代的强烈反差，使得今天的工会和其他阶层的老一代心中有愧，觉得自己没有给下一代留下一个更为安全、稳定、生活改善的前景，因而大多支持学生。

　　如果说1968年5月的学运旨在推翻法国青年当时认为是“坏”的社会制度的话，今天他们不仅已经无力诉求改变任何东西，而只是要求政府和社会更多地帮助他们尽快地“溶入”这个制度。

　　法国青年就业从八十年代的33%曾一路下降到九十年代的18%；目前则回升到25%。此外法国和欧洲其他两个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一样还面临着另外两大压力，即出生率上升造成青年在社会中的比率扩大，以及来自国外的移民青年。这使法国青年就业更为困难。

　　根据法国教授杜贝的调查，每次学运都会找到某个具体的反对目标。比如去年是教育部长提出的教育改革法案“费永法”，今年则是“CPE”。而杜贝说，“我曾询问我的研究生们为什么要示威抗议费永法，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所以，这些示威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是法国年轻一代在发泄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如果说去年巴黎郊区骚乱主要是社会最下层的青年在发泄不满的话，今天则是法国上层青年在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由此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年轻一代的非理性运动最终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而社会的改革依然被每届政府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