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电视机旁，等着看中国“俄罗斯年”开幕式。没想到，在两国领导人致词之后，上演的第二个节目就是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断。这正是俄罗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的保留剧目。那一刹那，我仿佛听到从70年前传递到今天的歌声，心里充满感动。

　　从开始策划纪念世界男低音歌王夏里亚宾来哈尔滨演出70周年活动到最终实施，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动或感动的状态。相信我们的合作者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我国首家音乐博物馆馆长苗笛先生也有同感。

　　我们这一代人，本是泡在俄苏文学艺术里面长大的，对俄罗斯文化有天然的亲近。因此，夏里亚宾的名字是与托尔斯泰、契诃夫、列宾、列维坦、格林卡、柴科夫斯基的名字一样铭记在心的。还记得小时候就经常在收音机里听被称为“中国的夏里亚宾”的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演唱夏里亚宾的保留曲目《跳蚤之歌》、《伏尔加船夫曲》等，那沉重的深刻的忧伤的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从那时就深入我的心灵。我曾说过，俄罗斯同我们一样，都是承受过苦难的民族，而由于信仰的原因，他们对于苦难有着深层的宗教意义上的理解。而这一点，恰恰是从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辉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作品中体会到的。

　　哈尔滨曾经是一个居住过许多俄罗斯侨民的城市，也因此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那时，哈尔滨中东铁路俱乐部（现为哈尔滨铁路文化宫）、商务俱乐部（现为哈尔滨科学宫）、马迭尔剧场（现已无存）每周都有音乐会，并且经常有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团体的访问演出，我从当年的音乐会节目单上了解到那曾有过的辉煌。不知世人是否了解，当年俄罗斯侨民中的音乐教育家培育的中国学生，有很多都在当今的中国音乐界占有重要位置。这一段历史已经具像地浓缩在苗笛先生个人创办的黑龙江音乐博物馆中。

　　今年是中国“俄罗斯年”，我得知在这一年中，俄罗斯方面安排了许多文化交流的项目，这使我非常喜悦。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最完美的使者本来就是文化，在文化层面的意义上追寻理解才会有更好的合作。

　　我还记得在1998年采访哈尔滨老俄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姆亚托夫（我的米沙叔叔）时，他提到1936年3月夏里亚宾来哈尔滨演出的盛况，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夏里亚宾与哈尔滨有关。1999年到海参崴访问时，在街头发现大幅的《鲍里斯·戈杜诺夫》的广告，夏里亚宾正是以在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中饰演戈杜诺夫而著称。惊喜之中立即找到设在地下通道里的售票处。售票员拿出时间表打着手势告诉我，演出日期在20天以后。我这个仅会一点儿俄语单词的人问道：“普希金、穆索尔斯基？”售票员点头：“达（是），普希金。”然后摇头：“涅（不是）穆索尔斯基。”我明白了，这不是穆索尔斯基为普希金的诗剧《鲍里斯·戈杜诺夫》作曲的歌剧，是话剧。我说：“我喜欢夏里亚宾。”那两个中年女售票员惊喜地笑了，她们把手放在心上连声说：“谢谢！谢谢！”并且热烈地说了许久，我从个别单词听出是对那出剧的介绍。那是由于音乐带来的沟通。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的一些朋友提到在俄罗斯受到的轻慢时，我却仍然感动于这种由于对文化的尊重而得到的尊重。

　　在联系座谈会和音乐会的参与人员时，得到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军、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黑龙江大学博物馆馆长段光达的大力支持，而远在北京的高莽老师也送来了饱含深情的电话发言。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哈尔滨协会主席格奥尔基·梅里霍夫博士、澳大利亚哈尔滨-满洲历史协会主席伊格尔·萨维茨基听说此事都非常激动，他们在第一时间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我们的尤拉（格奥尔基的爱称）还在电话中用流利的汉语表达他的祝贺。长期居留在哈尔滨的澳大利亚籍老哈尔滨俄侨尼古拉·扎伊卡和黑龙江大学外教德尼斯·别佳什也来到会场表示祝贺。还要特别提出的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为此次公益活动无偿提供使用场地，而我的朋友塔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安德烈·基里洛夫也给予大力支持，我深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文化的理解与尊重。而此次活动正是在中俄两国朋友共同为文化的传播、传承付出的努力中完成的。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些遗憾。这次活动本应该安排在夏里亚宾当年演出的剧场美国电影院（后为东北电影院）进行，但那个在1997年被公布为保护建筑的剧场竟然在1997年夏天被私自拆除。此次音乐会本应以演唱夏里亚宾的保留曲目为主，但哈尔滨竟然没有找到能唱《跳蚤之歌》的演员，《鲍里斯·戈杜诺夫》就更是奢望了。幸亏还有男中音曲凯对于《伏尔加船夫曲》的优美诠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老教授组成的老枫树合唱团，他们演唱的俄语歌曲不仅仅是对俄罗斯文化的介绍，也在向人们传递重要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信息。

　　希望通过中国“俄罗斯年”的多方位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达到中俄两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应该是最终的目的。（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