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流淌的赤水河见证着本期我们将要为你讲述的这个故事:一个普通善良的农村妇女聂永珍,为了营救两个红军伤员而经历种种常人难以想像的折磨,从而让自己一生的命运都烙上了时代深深的印记。普通农妇故事后面映射的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中国人为了改变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奏响的一曲用意志、勇气和力量写就的史诗。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说:“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而长征经过贵州的过程则是中国革命从转折走向辉煌的过程: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领导,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变被动为主动,最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一部红军长征史,也是军民鱼水情史。在红军的足迹踏遍黔山秀水的过程中,像聂永珍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历史就是以沉重的脚步向前迈进。历史的时针是艰难与曲折、崎岖与坎坷的“合金”。时间流失了7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曾经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感悟这伟大胜利的时刻,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

　　请读本期——《奶奶的1935》

　　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1月24日,红军不战而得习水土城。蒋四川军阀刘湘派川中名将郭勋祺向土城进发。在土城,郭勋祺遭遇红三军团的伏击,郭勋祺立即电告潘佐限一小时内赶到,潘佐的部队不断增援,红军遭受伤亡。1月28日,为了稳定战局,朱德决定立即赶往青杠坡,亲自指挥战斗。周恩来遂派总预备队干部团参战。在朱德的指挥下,干部团打得川军抱头鼠窜。但由于面对的是川军郭勋祺的精英部队,红军的伤亡也很惨重……2006年2月17日,记者从贵阳赶到赤水市元厚镇的那天晚上,电视剧《长征》刚好播到长征途中这著名的土城战役:毛泽东亲自审问俘虏的川军军官,决定停止战斗,撤离土城。周恩来召开临时会议,宣布撤离,红军分3路从土城到猿猴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土城战役阵地上,朱德负责殿后,掩护撤退……元厚镇即当年的猿猴,因赤水河两岸的猿猴众多和一处山头酷似猿猴而得名,沿赤水河逆流而上十几里就是当时习水大镇————土城。在红军激战过的土地上,看着荧屏上重现的一幕幕,记者的心情分外激动,没想到的是,赤水河对岸,红军当年渡河的沙沱渡口,广东打工回家过春节的青年农民袁刚也看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汩汩流淌的赤水河见证着一切,他好像又看到了70年前,爷爷奶奶所经历的那一幕。

　　搭救

　　我家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住在这赤水河边猿猴场上的沙沱渡口上。爷爷袁善文凭着自小在赤水河边长大练就的一身水性和力气,在猿猴的沙沱渡口和古蔺的二郎滩等地帮人拖船背盐巴过日子。爷爷的忠厚善良颇受附近米粮坝上土医聂洪全的青睐,于是,聂洪全的女儿聂永珍就成了我奶奶。因为做事麻利心思灵活,17岁的奶奶刚过门得到了爷爷的信任和敬重。1935年1月29日,农历的腊月二十四,奶奶嫁到袁家的第三天,眼看就要过年了,那天她正寻思着该为家人准备点什么吃的,一队从青杠坡上撤下的红军就来到了她面前。为首的一人军官模样,高大威武,骑着一匹白马。那人下马来,对奶奶说:“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留下两位伤员暂时在你家养伤,这匹白马和大洋作报酬,等把这场战役打完,正月十六我们会回来把他们接走。”说完,给奶奶留下了3块大洋和白马,跟在后面的战士跑上来把两个伤员抬到家门前一躺便迅速离去。红军前脚刚走,就有同村的村民飞跑来报信:“袁二娘,保长黄少成正带人到处搜找红军呐,你留着他们怕你脱不了爪爪哦!”听见这话,躺在地上的两个红军急忙对着奶奶喊:“老乡!老乡!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二话不说,奶奶赶快扒开柴房的柴草堆,叫来爷爷把两个伤员背起藏到了柴草堆中。不一会,保长黄少成带着几个乡丁气势汹汹赶到:“袁善文,听说你家藏得有红军,还不赶快交出来!”“确实有一大队红军从我们门前过,往古蔺、叙永那个方向去了,可我们哪里敢窝藏红军呀!”跑船见过些世面的爷爷对此还能沉着应对。可黄少成哪里肯信,命令乡丁搜查。眼看乡丁就要去捅柴草堆,奶奶急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急中生智,她摸进灶房,故意把挂在房檐上的腊肉戳下一块,腊肉落下“扑”的一声,奶奶趁机说看见有个人影从灶房后面跑了,乡丁们有的追过去看动静,有的赶快去灶房抢腊肉。黄少成看没搜出什么,只好带着乡丁去搜下一家。不过,走的时候,意味深长对爷爷说:“没窝藏红军就好,别让我抓到什么尾巴就行。”这是袁刚从小就听奶奶聂永珍说过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对长征这段历史的了解,这一幕在他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而记者在元厚镇的采访中,也感受到了红军走后笼罩在这里的血雨腥风。红军一走,川军、黔军和当地的反动武装都先后跳了出来,有的搜刮财物、有的到处搜找红军流落人员,无论是病号或伤员,不论男女,被抓住了,一律“格杀勿论”。高台村的刘增武家掩藏着3个受伤的红军,一个姓刘的大地主,带领保丁,硬是搜找出来抓去杀害了,刘大娘把那些家伙骂了几天,却没有办法挽救红军。元厚场上,86岁的李光玉老人回忆起年少时亲眼看见赤水河边杀害两名红军,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先用刺刀捅,那刺刀上有倒刺,刺进去使劲扯半天才扯出来,血水、肠子流了一地,有一位红军还没有断气,对刽子手怒目而视,刽子手心慌忙乱地又一刺刀捅向这位红军,用刺刀挑着将他狠狠地摔在河滩的大石头上活活摔死。老百姓都骂刽子手是畜生、是吃人的魔鬼。事后有人统计,当年元厚被杀害的流落红军有28人之多,一些好心的百姓偷偷将他们的遗体掩埋。1967年,元厚镇政府将这些遗骨搜集起来合葬于当年红军渡河河滩的山头上。踏着2006年的第一场雪,记者在重修的红军墓前肃然起敬,长征路上,这样的无名英雄、这样的牺牲太多太多。从山头望去,雪后初晴的山峦起伏连绵,至今,赤水河两岸高山大川,悬崖峭壁,沟壑纵横,依然险象环生,让人无法想象当年红军的苦。可他们却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奇迹,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突破了无法逾越的天堑屏障。今天赤水河依然盛产美酒,两岸土地依然葱茏和肥沃,但长征的精神和业绩,如赤水河边高耸的红军渡碑文一样,顶天立地,彪炳史册。

　　疗伤

　　“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红军藏起来才行嘞!”好不容易捱到了天黑,爷爷和奶奶就商量着把两个红军怎么办。“要不,把他们藏到我们家对面山上烧炭的那个洞子里去。”奶奶一句话提醒了爷爷。两人趁着夜深人静,爷爷用一根背娃娃的背扇带把受伤的红军背在背上,一手护着伤员一手拉着奶奶,奶奶则走在前面带路,连走带爬摸索着慢慢地摸向我家对面山上的窑洞,因为怕人发现,他们根本不敢提油灯。就这样,两个红军被爷爷奶奶连夜摸黑背到了山上的烧炭废弃的窑洞里。第二天天一亮,奶奶装了些红苕和水在背篼里,假装上山打猪草,趁没人的时候摸进窑洞给红军送吃的。两天后,奶奶发现两个红军因伤口的腐烂而发着高烧。奶奶赶快回家,借了件新衣服穿上,提了瓶烧酒和一包糖食,一副新媳妇回娘家的样子回到米粮坝上去找她的父亲。到了米粮坝,奶奶的父亲聂洪全正在镇上的茶馆喝茶,老祖聂洪全可是个方圆百十里有名的草药土医,当地人有个跌打外伤和疮癣杂病什么的,都喜欢找他给配点草药。奶奶从茶馆将老祖拉出来,躲到僻静的角落把事情一说,老祖只说了一句话:“红军是好人,我要救!”把叶子烟竿掐灭往腰杆上一揣,就跟着奶奶回家收拾治伤的工具和草药,傍晚时分赶到了沙沱渡口。晚上,老祖悄悄摸到炭窑子里查看红军的伤势。一个红军子弹从额头上插过,另一个红军的伤则在大腿接近屁股的地方,子弹头深深地陷进肉里,周围都腐烂了。老祖用他的土办法硬是把那枚子弹头给取了出来,又留下了两天敷用的草药,交代爷爷给红军换药的方法后又悄悄离开了沙沱。隔几天,奶奶又装成回娘家的样子回米粮坝找老祖拿药,老祖自采自配的草药还有些功效,几天后,那两个红军就能起来自己给自己换药了。一转眼,20多天过去,红军的伤势也慢慢好转,基本恢复。这中途,老祖还悄悄地来过两次,检查红军的伤势变化,根据情况,改变用药。而奶奶假装打猪草给红军送饭的同时,也扳着手指算着日子,正月十六过了,正月二十,转眼又到了2月,早也盼晚也盼,却丝毫没有红军回来的消息。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在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地区召开了扎西会议。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役失败的教训,周恩来宣布下阶段任务。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遂急调国民党主力大部向川滇黔边境推进。毛泽东审时度势,走出一招绝棋:挥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2月10日,红军突然的二渡赤水的战役,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记者和“《长征》迷”袁刚聊着红军离开猿猴以后的故事。可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时代,普通农妇聂永珍哪里能够知晓这些?只是觉得保长黄少成偶尔也到家里来过,看见确实没有红军,又得到了聂永珍的热情招待,气焰已不像当初那么嚣张。而红军留下的白马到成了她家的包袱,聂永珍的儿媳付命芬告诉记者,当时地方上有个叫姜坨爷的,是那里远近闻名的江湖袍哥小头目,一看见白马,对聂永珍一唬二吓地就把马牵走了。不想,刚刚走到川风一带,就遇见了国民党的部队,那些兵给姜坨爷一顿好揍不说,还把马也抢走了。袁刚带着记者来到他家对面山上,在岩石和灌木丛的掩映下,依稀看到了当年的那个炭窑。70年前,人烟稀少,山上长满了茂密的大树,炭窑周围杂草荆棘丛生,还是比较隐蔽的,现在,因为这里正在修建水电站,炭窑基本上被破坏了。

　　送别

　　转眼两个月过去,红军的伤已全部好完能够四处走动了,他们提出要去追赶自己的队伍。临走的前一天,奶奶到猿猴场上买了3升豆子,连夜炒好缝在口袋里给红军带上,又每人送了他们一个碗一双筷子,奶奶说:“哪怕是讨饭你们也要找到红军!”爷爷跑船熟悉路,将两个红军送到了古蔺境内,在古蔺,爷爷又找到了在那里贩盐巴的奶奶的舅舅,这位老祖舅爷又给了红军每人一砣盐巴当盘缠。两个红军非常感激,一个身材高大,镶有半颗金牙的红军还连连给爷爷说,他们一定会回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黄少成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我家住过红军的事,带人来抓走了爷爷和爷爷的哥哥袁善交,关在猿猴场上的区公所里,这一关就是两个多月,听说还要拉去“敲沙罐”(杀头)。家里的顶梁柱被抓走了,奶奶和大奶奶的日子可想而知,实在是支撑不下去时,有人给奶奶出主意:“大岭上的黄二爷和区公所的人说得通话,如果黄二爷肯帮忙,你家袁大、袁二怕就有救了!”。黄二爷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大地主,区公所的人也得看他的脸色行事。去到黄二爷家,奶奶一边哭诉一边给黄二爷磕头,黄二爷想了半天,说:“拿你家两个大劳力来关起,我看也可惜,我去帮你说情,可有个条件,以后河滩上我那几块地可就要你家袁大和袁二帮我做了。”奶奶一听,这等于让爷爷和大爷给他做长工,但为了救人,只好点头答应并在租约上按下了手印。爷爷和大爷好不容易被放了出来,刚回到家,就收到了一封那两个红军中不知是谁写的报平安书信。捧着这封信,惊魂未定的爷爷奶奶搞慌了:“我们全家人都不识字,这封信留着又怕脱不了爪爪噢!”奶奶根本没想多的慌慌张张就把那封信丢到灶孔里烧掉了。而爷爷从此后给黄二爷家当长工,累死累活下来,一年只能分到三斗谷子,一家人饥一顿饱一顿总算捱到了解放。不过,这种生活也苦了我奶奶,十多年里先后生了8个孩子都夭折了,直到1954年生下我爸爸袁仲才才总算留下一棵独苗苗。袁刚给记者讲述时,他的嫂子走过来一边倾听一边端碗面津津有味地吃着,明显隆起的大肚子让她行动困难。记者赶忙恭喜这个马上就要迎来新生命的家庭。袁刚的妈妈付命芬一提这事就有些合不拢嘴,大儿子在广州打工,因为春节车票贵又不好买没回来,可他说了,等过完春节这大好的挣钱机会就很快回来守着媳妇生孩子。而袁刚打工认识的南宁女朋友此时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准备今年5月就结婚呐,明年怕是还要添个孙子,要我妈妈能抱上重孙该多好!”付命芬的叹息让记者的思绪飘到了71年前红军一渡赤水后的故事。生育,对那个年代的妇女来说是悲惨的遭遇。这天晚上,悲惨的遭遇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在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而此时红军总部凌晨4时就要撤离,因此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被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16到24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而留下来的孩子也大多像聂永珍的8个孩子一样早早夭亡。男人、妇女、孩子,不管是普通农妇还是革命者,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记忆怕证明

　　解放后,奶奶拿不出当年救过红军伤员的证据而被乡人笑话:“袁二娘,你当年救的怕不是红军是匪军喔!”。1959年,爷爷饿饭得浮肿病死后,奶奶对此事更是不愿再提,往事尘封在了她记忆中。一个人的到来让她的记忆成了决堤的洪水。那是1973年的一天,奶奶正在山上栽红苕,当时的生产队派人来喊奶奶。奶奶也懒得答理,回话说:“正忙得很嘞,不去!”来人喊了两次,奶奶都没动。第三次生产队长亲自来喊了:“我说袁二娘,不就是今天的工分吗?我给你记起就是了,听说是上面来的大人物呐,你赶快去吧!”没想到来到元厚找奶奶的竟是红军长征时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那时已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一见到奶奶,陈将军就拉着奶奶的手说:“老大娘,你当时救的确实是红军,其中一个后来还回到了部队,是朱德总司令的通讯员,另一个就不知下落了。”奶奶一听激动得眼泪马上就下来了,什么话也说不出,陈将军连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旁边生产队长急忙帮着答:“没困难!没困难!她一个农村妇女有吃有穿就行了”。这就是奶奶一直没得到政府好处的原因。后来经过陈将军回忆认定,我家门前的沙沱渡口就是红军一渡赤水的地方,这里才立起了红军渡的纪念碑。1976年,朱德的女儿朱敏按照父亲的遗愿重走长征路来到元厚,把我奶奶叫去,同住了一晚也聊了一晚,第二天在奶奶的带领下还来到我家门前听奶奶指点红军当年渡河的情况,朱敏完全证实了我奶奶救红军的真实性,因为红军的纪律,爷爷奶奶根本不知道那两个红军伤员的真实姓名和部队番号。朱敏临走时还给奶奶留下了2000元钱。那以后,奶奶经常被请去讲红军的故事,回数多了家人也抱怨。有一回,中央电视台来人叫奶奶去拍片就被妈妈拦在了门口:“你们给不给开工资?不给,就不去!莫非我妈妈冒着生命危险救了红军反到脱不了爪爪,给她什么好处什么待遇?我们家还过得这么穷!”,反到是奶奶执意要去:“人家对我尊敬得很嘞,又是来扶我又是给我敬礼戴红领巾的,要不是当年救人,我哪里能得到这些?”1995年我13岁,刚读完小学。广州《羊城晚报》的两个记者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采访,来到我家听说了奶奶的故事并报道了我家的贫困状况。在他们的帮助下,一位叫黄志鹏的老板出资300万元,资助20名红军长征路沿途留下的红军后代的孩子到他办的潮州福利学校去读书,我幸运地成了其中的一个。那是所贵族学校,听说每人一进校就要交20万的建校费,刚去时看着同班的同学们都是小车接小车送的还有些不适应,后来才慢慢好转。在潮州读完初中和高中,2000年我考取了汕头经贸学院,可家里没钱就没去读了,这几年几乎都在广东那边打工。听袁刚平静地说起他的事,记者感到一阵惋惜。这也是付命芬最遗憾的事。土地承包后,她家分到了一亩五分地,吃饭问题是解决了,可两个孩子读书的钱去哪里找?在她的反映下,1996年当地民政部门给聂永珍老人办理了农村低保养老,开始每月只有20元钱,2000年给增加到每月90元钱,但这对于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付命芬拿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高兴还来不及,又为一年3．5万元的学费发愁了。拿着通知书她去找了元厚镇的领导,没有得到答复,这时儿子倒从广州回来了:“妈,大学我不读了,我们家这种情况,能到那边去读6年书已经不错了,还能怎么办?”看着懂事成熟了的儿子,付命芬只得认命。最喜欢的幺孙儿回来了,聂永珍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时她已不能下床走路。天气好的时候袁刚会把奶奶背出来晒太阳,阳光下的庄稼长势喜人,门前赤水河一如当年潺潺流过,老人依稀又看到了渡口上忙碌的红军战士:贴标语、斗地主、开仓放盐放粮,女战士穿着和男战士一样的衣服,哼唱着她听不懂的歌谣……2002年11月4日,红嫂聂永珍在当年救过红军的家门前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作者：杨筱堃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