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1月将满百岁的学者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两大两小四居室的房子，家居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采访的地点在9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室，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他的眼睛白内障换了晶体，重见光明，平时用两副眼镜，一副看书(近用)，一副看人(远用)。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访谈基本是用书面提问，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一个上午未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先生当年在西安即兴赠周先生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

　　周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不吃蛋黄。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现在，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只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

　　张家四姐妹：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南方都市报：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叶老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

　　南方都市报：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有光：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笑)。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大笑)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有光：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三年前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南方都市报：“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和昆曲名角顾传玠好像没有像你们这样平坦？

　　周有光：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要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南方都市报：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有光：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著名学府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南方都市报：张充和和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有光：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思汉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

　　沈从文：

　　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周有光与沈从文是连襟，在生活与学术上多有交流，周有光眼里的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感与亲切感。

　　南方都市报：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沈从文是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边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法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因为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13年做工作，有17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17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也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后，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2000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更有幸面见爱因斯坦，这种经历在今天看来，富有传奇色彩。

　　南方都市报：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糊涂得很，有左倾思想。1933年，大学毕业我就去日本学日文，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有一种左倾思想，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而河上肇被逮捕。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我夫人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也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重庆搞银行搞经济，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1945年我就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周末去读书。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而我也在美国很大的一个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南方都市报：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朋友是在宾州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文字改革：

　　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

　　周有光先从事经济学研究，又改行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也是必然。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因为其中的意义已经超出文字，而是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南方都市报：你原来是研究经济，后来如何进入文字研究领域的？

　　周有光：上海解放以后，我就从美国回来了，主要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1955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也把我找来了。开完会以后，我准备回去继续任教，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我就“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起初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相当于一个“部”一样。后来，改名称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跟教育部合并。委员会的牌子挂在教育部，我也就属于教育部了。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周有光：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前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80％，20％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笑)？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百岁新稿》：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到达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今天，百岁老人周有光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从容的文字里，记录的是一个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睿智的思想。

　　南方都市报：2005年刚出版你的《百岁新稿》，其中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你在书中说，老来读书，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

　　周有光：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大笑)

　　《百岁新稿》是我90岁到100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的时候，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20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2000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100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的“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笑)

　　思想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到达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并不容易。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　周有光小传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命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周有光著述宏富，共出版书籍近30种，2005年出版《百岁新稿》。

　　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　记者手记

　　周有光家里挂着他和张允和各个时期的合照，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张允和年轻时容貌如花，晚年雍容大方，总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望着照片，周先生悠悠地回忆：“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采访将近结束时，问起周先生的长寿之道，周先生笑着回答：“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97岁，医生给我改成了79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