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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农村看病难”，应从真实、全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开始。钟图摄
王红漫和她的团队，历时4年，走遍了包括山东、江西、黑龙江、海南、四川、云南等全国20个省区的100多个乡镇，深入1000多户农家访谈，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报告和一部专著《大国卫生之难》
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王红漫的回答很书生：我们北大的，做学问不会应付
3月的北京，也许是有了热气腾腾的全国“两会”，连空气也传染得暖热起来。
会场外，京城西北郊的海淀区学院路38号、北京大学医学部校园内那幢公共卫生学院办公楼316室，几乎每天，它的主人都会非常仔细倾听有关农民看病难的任何声音，或是不自觉地欣慰一笑，或是若有所思。
她叫王红漫，北京大学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后。不久前，她刚刚向有关方面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名称就是：《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若干问题及政策建议》。这份建议，连同她2004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大国卫生之难———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与制度改革探讨》，引起了高层乃至公众的关注。“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甚至媒体报道，还时不时会引用她的一些调查数据和观点。
那是她和她的团队，历时4年，走遍了包括山东、江西、黑龙江、海南、四川、云南等全国20个省区的100多个乡镇，深入1000多户农家访谈后，得出的成果。
“不从出发点起步，还搞什么研究？”
出身于哈尔滨市的书香门第，顶着“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两顶帽子。4年前，王红漫更感兴趣的，是医学社会学、健康与社会发展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01年，北大的一项改革，让王红漫的研究方向出现重大转折。
北大有一个“985”青年行动项目，年龄在45岁以下的北大人都可以投标。第一次投标的项目，竞争激烈，王红漫没有被选中。翌年她再次参战，顺利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母亲知道女儿挑大梁后，高兴之余，千叮万咛：“你从小到大都不熟悉农村，一定要比别人更多地沉下去，更多接触农民啊。”
那年5月，王红漫带领8个人的课题组，在完成前期预调后，准备深入基层。有人奇怪地问：红漫，你真打算沉下去啊？发点卷子下去，过一段回收不就行了？
王红漫的回答很书生：我们北大的，做学问不会应付。
她最敬佩的一位学者，是费孝通；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曾国藩的“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问可以告我共析之”。她从无数北大导师身上，更耳濡目染了严谨、坚韧的治学精神。
那一次，王红漫完成了一个参与科研项目竞标的标书，请老师提意见。老师们的反馈内容已经很详细了。但就在她递交标书的前一夜，窗外刮着凛冽的寒风，住在学校博士公寓的王红漫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两位白发苍花的老教师，拿着她的标书：“又仔细推敲了一遍，这里加上两句话可能效果更好。”
所以，她很在乎的是，“我不能把北大的好传统丢了”。
王红漫有自己的想法：农村、农民是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当然就是对之学理分析的出发点。农村卫生保障制度关乎9亿农民切身利益，这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和缺失所产生的后果归根到底都是由农民承担的。要想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首先就要去农村。
“不从出发点起步，还搞什么研究？”她对课题组成员一再强调。
几天前，她先后接到两封陌生来信，一封山东沂蒙老区署名“老共产党员”的，直呼她为“红漫女儿”；另一封是山东平邑退休基层干部老张，自告奋勇要为王红漫当“义务调查员”。
“当初担心我不熟悉农村的母亲，这回应该放心了！”她很为自己被接受为“农民女儿”自豪。
“我们掌握了比别人多得多的第一手客观真实的数据”
316办公室，最显著的摆设是3个大书柜，全是原始的调查问卷，搁不下了，地上摊开的纸箱一摞摞。
这是课题组最宝贵的资料。“一份一份，全部是我们在每一户人家面对面填写的。”
为了这个“面对面”，他们没少吃苦头。坐了火车换汽车，坐了汽车换马车，才把这些死沉死沉的纸张带到乡镇。“衣服可以少带，问卷一张不许少。”王红漫要求调查组成员。身强力壮的学生，义不容辞地成了苦劳力。
“红漫是个认真的人。”周围的师生这样评价，而她偏反驳：“不是认真，是很认真。”
村里人家有时住得很远。有时走了一天的路，脚都瘫软了，有学生想偷懒：“就剩一两家还没访谈，反正全村情况大致差不离，随便填填不就行了。”王红漫一脸严肃：“不行，有了一次借口，就会有很多次。”
很多时候，王红漫和她的学生，在农民炕头上一坐，在村头几位农民打扑克就着的小纸箱上，或是就地一蹲，膝盖为桌，边访边记。
经费只有5万元，王红漫希望能确保调查范围具有广泛的覆盖性，调查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同学、朋友、亲戚、学生甚至学生的同学，一切可以利用的农村资源，都被她利用到极致。“至少可以住在农民家里，省下的钱，还可以多调查几处。”
到农村调查，需要吃苦。但哪怕是远赴贵州、云南，她都没乘过飞机，而是在火车的硬卧、硬座上，一路颠簸摇晃，再换乘汽车、拖拉机、马车、驴车。
王红漫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到四川一个农村做调研，晚上找不到地方住，万般无奈，她只好带着学生们在空地上又蹦又跳，以此取暖熬过了一个晚上。
“不到农村，真不知道看病难在何处”
农民看病到底怎么个“难”？没钱、放弃治疗、大病致穷……深入农村后，王红漫对此有了特别痛彻的印象，但她更想告诉人们的，是另一些被忽略的“难”。
那是第一次出发，到黑龙江一个乡镇展开调查，王红漫不幸染上地方病“克山病”。上吐下泻，痛苦万分。学生们迅速把她送到镇医院打点滴，“我当然知道城乡差别，但还是忍不住暗叫：天啊！卫生院居然这样！厕所设在诊所外面，距离较远，卫生所给急需的病人摆了便壶，一些打着点滴的病人内急了，就在屋里一侧身方便，大家都很习惯。王红漫却难以接受。肚子泻得厉害，她硬是一次次让同学举着挂瓶，搀扶着病病歪歪地走到很远。“很多农村医疗机构硬件相当差。”王红漫说。当然，最近几年，一些乡镇卫生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盖起新楼，添置设备。
另一个状况却仍旧被漠视。“基层医务人员整体医疗水平停留在很低的层面。”在她看来，这是农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
王红漫和其他课题组成员曾扮成病人到几个乡镇卫生院实地考察，“我的慢性结膜炎被诊断为沙眼，低血压被诊断成高血压。”
类似的低级错误屡屡发生。一个感冒，很多医生搞不清楚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的，一开药就是一大堆，说不定哪一样就碰上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大多数乡镇医生甚至看不懂常规化验单。“乡镇卫生院面临信任危机。农民一旦有点什么病，就往县、市医院跑，白白增加了负担。”
“就卫生研究而研究，关起门头头是道，推开门寸步难行”
“到了基层才发现，我们许多想法太脱离现实了。”王红漫常忍不住叹息，“城里人把卫生保健看得很重要。而农民最关心的，不是卫生保健，而是如何增收。”
贵州一个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当地农民平均医疗费用却在150—200元之间，“农民怎么可能把一半以上的年收入用于医疗费用？”湖南另一个村，王红漫入户调研得出结论：医疗卫生保障的重要性排在就业、子女入学、盖房之后，“农民的健康意识远未达到政府期望的标准”。
她还有过一次尴尬。农村合作医疗中有关“大病”与“小病”的政策完全不同。农民眼中，大病与小病，又有自己的理解。最初他们在与农民访谈时，听到农民抱怨“大病统筹”是个幌子，生了病至今也没“统筹”上，王红漫他们准备仗义执言，向相关部门讨个说法。最后才闹明白，农民所说的“大病”，根本就没列入国家政策中提到的几种病，相关部门没有违规。
这件事让王红漫陷入另一种思考。“对相关政策涉及的定义，能否做到制订者、执行者与实施对象不产生歧义？制订政策时，能不能多从农民的角度、农村的实情出发，不要太脱节？”许多想法都在转变。
按照课题组开始在北京搜集的一些材料，他们对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可以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补偿，心里是有点数的。但是，深入农村后发现，问题比想象的多。大多数地区报销额度为30—60元，西部地区甚至只有10元，大病报销额度每年达4万—6万元。但现实门诊报销的情况是，很多药品在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实际价格在扣除报销额度之后，仍然高于药店的价格。
“农民得到的实际补偿可能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大大弱化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
最让王红漫意外的，是乡镇医院的现状。
中国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由“村卫生所、乡（镇）卫生院、县医院”三级网络构成。乡镇卫生院本来是这个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的枢纽。也就是说，村卫生室看不了的病，可以去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看不了的病，去县医院。
但调查发现，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根据对1000多户农民的入户调查及卫生机构的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农民“大病”就诊主要是县级以上医院，占58％，乡镇卫生院只有12％。“小病”就诊主要是村级医疗机构，占47％，而乡镇级卫生院仅占18％。而同时，调查涉及的中部省份的15个卫生站有10家亏损，东部的18家卫生站则全部亏损。为维持生存，不少乡镇卫生院采取了“以药养医”的方式，客观上造成合作医疗难以发展壮大。
“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着，乡镇医院实际上被‘抽空’。”王红漫感叹，“可能很多人还不能认同这个事实，但我自信，我们发现农村医疗合作中存在不少问题。”
从前，听到国家要加大乡镇医院投入力度，王红漫一定大声叫好。现在，她反而多了些担心：“如果不改变乡镇医院的经营模式、绩效管理，投在农村医疗机构的钱，能否真正有效？对基层加大投入，一定要加强监管力度。”
王红漫这样定义自己：作为一个研究学者，既不是农民的利益代言人，更不是政府的御用学者。“我的任务，是在掌握真实情况下进行学理分析，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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