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问题要归咎于中国出口吗?

　　吃什么早点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舒默和罗奇在北京吃早点。

　　上周二，华盛顿的政治明星舒默和华尔街的宠儿罗奇吃了一次不愉快的早餐，在中国北京的饭桌上，他们争论的话题是：美国经济的问题是否该归咎于中国的大量出口？

　　此前，在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访华的第一天，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就向他指出了“舒默－格雷厄姆议案”的错误。舒默在两年前提出的这个议案要求，对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产品加征27.5%的关税，除非人民币做出相应升值。

　　结果却是谁也无法说服谁，一餐未毕，舒默就抽身离去，罗奇则在次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明言舒默的议案是个错误。三天后，舒默又在北京回敬道：“摩根士丹利的意见可不是美国政府的意见。”

　　前日，摩根士丹利公布了罗奇那天在早餐饭桌上的记录。罗奇郁闷的笔触难得一见，和舒默的早餐会显然给他的中国之行增添了太多烦恼。舒默我在日本就是这样做的

　　在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上，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分歧早已公开化，舒默和罗奇恰好又是两方最突出的代表。

　　罗奇是华尔街首屈一指的分析师和经济学家，也是中国经济热心的观察者。他一贯赞同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的立场，并认为过低的储蓄状况才是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而舒默参议员的阵地在华盛顿，他向来被称为强硬好辩的“立法者”，在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争端的背景下，他曾成功完成对日元升值的要求，也在去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都让他在华盛顿获得了充足的曝光率。

　　长久以来的立场差异注定了这两人的会面很难以愉快的共识收场。在北京春天的晨光里，罗奇满心希望自己和中国学者们讨论的结果能获得舒默的认同——“在美国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上，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是不公平的”，但舒默的回答却是直接的否定——“1986年我在日本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奏效，在中国也会奏效”。

　　的确，上世纪的日本经济史不可能抹杀掉这一笔——日元在美国施压后大幅升值，并把日本经济带入长期低迷的漩涡。

　　于是罗奇在文章里气愤地记录道，精明的舒默可能还和保守派的政客们不同，“他更希望的不是加征关税，而是作为一个曾使中国让步的人物而青史留名”，但这样的结果却是让中美经济都付出代价。罗奇中国顺差错了吗

　　上周四晚间，舒默和格雷厄姆议员面对媒体为自己的中国之行做总结，态度还是较温和的，他们都表示中国之行带来了更良好的感受，但这被罗奇看作是典型的走过场。

　　因为在几天前那次不愉快的早餐会上，当罗奇向这几位议员提出关于议案的看法时，“他们所有的回答都早有准备，他们的主意已定”。

　　那天，在早餐桌上的争论一开始气氛还十分融洽，舒默对罗奇的部分观点表示赞同，认为美国确实存在储蓄不足和消费太多的问题。但他马上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流失到了中国。如果我能成功地削减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不仅这些就业岗位可以回来，而且我们也可以成功地促进美国的储蓄并降低过度的消费。我提出的议案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和更多的作用。”

　　这就和罗奇以及大量中国学者的观点完全相反。这一方的观点是，美国的问题在于自身的储蓄不足，这不是靠减少中国出口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鼓励国民储蓄的多项措施。相反的是，现在的美国还渴求着外国资本，如果对中国进口的产品提高关税，那么中国会相应减少购买美国的国债，使美国经济由于缺少外资而遇冷，承受这种代价的还是美国消费者。

　　“让我把话说清楚，”早餐会尾声时罗奇已有些气愤，“关税可以促进储蓄增长吗？”可是这时舒默已经抽身而去，只剩下被早餐噎住、无话可说的、气闷的罗奇。

　　中国等待舒默之行最后答案

　　4天后，“舒默－格雷厄姆议案”将再次投票。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三位美国政治家，分别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人士难得的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北京之行。美国国会想要彻底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决心不言自明，但关键是解决之道。

　　不愉快的早餐会让罗奇不看好此行的结果，但舒默一行也并没有更强硬的表态，议案的共同发起人格雷厄姆在离京前温和地表示，在议案提交之前，他们将会更加谨慎地寻求更多意见。

　　可这些政治家也并没有放弃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想法，格雷厄姆仍然坚持，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15％至40％，他们希望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以继续下去。

　　这样不温不火的表态为政治家们提交“舒默－格雷厄姆议案”留下了空间，毕竟，目前美国参众两院对他们的支持率在增加。罗奇从早餐会上得到的印象是，由于该议案触及美国中等收入者所焦虑的问题，议案提出者也认为布什总统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行使否决权。

　　“中国领导层在这个关键转折点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的希望和担忧，而华盛顿的这一大群人却是抱着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闪电式访问，所缺少的是作出让步的意愿。”罗奇最后说。晨报记者张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