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的爱情与革命无关

　　一段令人熟悉的场景，一代人记忆深处的琴弦被再次拨动。

　　撰稿／陈 冰（记者）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虻

　　快乐地飞来飞去

　　这首小诗，是牛虻最后的字迹，写完它，他就上了行刑场，然后他死了。他死得很艰难，因为给他行刑的士兵，都那么爱戴他，他们拿枪的手在颤抖，他们的泪在脸上流淌，可他们还是必须杀死他，那是工作。在无数发子弹射出后，牛虻还是死了，全身都中了弹，可是死得那么坚强，那么灿烂。

　　蒙泰尼里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是他亲手杀死了他，是他，在上帝和儿子之间，毅然选择了虚假、慈悲，用一个锤子就能敲烂的泥塑像——上帝。他注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他死了，死于心脏扩张破裂症。上帝不是慈悲的，上帝没有因为他的忠诚而对他忠诚……

　　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利莉安·伏尼契的《牛虻》，这部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轰动全中国的革命小说，今年4月，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搬上舞台，成为2006年度上海话剧界首部重头大戏。

　　重塑经典

　　小说《牛虻》自1897年出版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在我国自1953年翻译出版后，发行量达100多万册，是当年中国最畅销的翻译小说，在知识分子中更是尽人皆知。在20世纪，《牛虻》和《简·爱》、《红与黑》并列成为最轰动中国的三大外国经典文学名著。

　　将《牛虻》搬上舞台，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计划。为了顺利推出这出戏，导演雷国华光剧本就修改了4年：“我们不想说教，因此改编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去掉了背景的繁复描述，重点放在牛虻、神父蒙泰尼里以及琼玛这3个人物身上，相信这样会比小说更有戏剧性，人物性格更鲜明。”

　　3年前，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的电视剧《牛虻》一度受到媒体的关注，这部电视剧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播出，据悉将于今年下半年登陆荧屏，这一次，话剧《牛虻》无疑是捷足先登了。

　　吴天明曾说，促使他接拍这部戏的动机是他希望人们坚定信仰，追求理想。而话剧《牛虻》的导演雷国华则将这部作品定义为具有史诗性色彩的残酷戏剧。“这将是一个现代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谁都有第二条路选择，但谁也没有去选择第二条路。对现在的观众来说，有些人会质疑这么做是否必要，但这恰恰是我们提出的命题——现代人是否已经缺失了信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如何？我们要让观众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应该选择的人生观。”

　　四年磨一剑。导演雷国华对这个即将诞生的婴儿充满信心与期待。她说自己虽然没有看过电视剧，但对话剧超越电视剧，她充满了自信。因为《牛虻》是一部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作品，戏剧的形式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种人性的激烈冲突，而且由于《牛虻》的舞台空间将被两个巨型十字架所营造的神秘氛围所包围，这种强烈的戏剧造型感是电视剧所不能达到的。

　　3月22日，《牛虻》首度连排就吸引了若干记者到场先睹为快。这样的情形在以往并不多见。2个多小时的工作排练一气呵成，情节紧凑、连贯，几场高潮戏铿锵有力，动人心弦。爱情、友情、亲情的纠缠交织，演员层次分明的表演，让在场的人不由自主地眼眶湿润。最后一场牛虻就义的高潮戏，记者身边的中年男子竟然已是泪如雨下。

　　导演雷国华在现场激动地表示，她相信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儿将会越来越有力量。她还会在形式上进行与众不同的尝试。在戏的尾声，演员们会走下舞台和文化名人、普通观众就信仰、选择等话题展开终极讨论，让戏剧在开放的结构中结束。将《牛虻》搬上舞台了却了雷国华多年的心愿，她说牛虻曾经感动和影响了一代人，相信今天的年轻人仍然会为他所震撼，“牛虻会重新产生新的偶像效应”。

　　爱情与革命

　　一直以来，《牛虻》都被视为革命文学的经典。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关于《牛虻》的那些灵动文字颠覆了这样的解读。

　　在《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这个章节里，刘小枫以各个人物为主体分而述之的方式已在最大程度上挖掘了这个故事的内核——联结人物命运的完全是人物自身的情感选择，无关乎时代，无关乎革命。革命在这里仅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结果。

　　牛虻——宗教、革命与私人痛苦。“很清楚，丽莲讲述的不是革命故事，而是伦理故事。没有那些革命事件，牛虻的故事照样惊心动魄，若没有了那些伦理纠葛，牛虻的革命故事就变得索然无味……”

　　神父蒙泰尼里——“你不该蔑视一颗破碎的、痛悔的心。”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对世界充满着关爱，他反对战争，希望用宗教拯救世界，他渴望儿子的亲情却不能得到，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与挣扎。

　　琼玛——我其实是个极端的女人。“我十分清楚，我的不幸与革命没有一丁点关系。不要以为革命才使我遭遇这一切。我所遭遇的，都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可能遭遇的。不是革命，而是我的痴爱让我不幸。没有必要夸张革命者的情爱。”

　　玛梯尼——情爱是最为纯粹、也最为脆弱的自由。“幸运或不幸的情爱与革命或不革命毫无关系。牛虻身陷囚牢，即便不是为了革命，仅仅为了琼玛，我也甘心情愿冒生命危险去营救牛虻。”

　　吉卜赛姑娘绮达——我不肯再“把身体借给他用”。她虽然指责革命抢走了她的情人，却直截了当地点破牛虻感情的真正指向——不是革命同志，不是抽象化的人民，甚至于不是关系微妙的琼玛，而只是蒙泰尼里。

　　在牛虻复杂浓重的感情轮盘中，并没有一根指针是指向绮达的，所以这美丽感性的姑娘虽然真的爱他，却必须离开他。“我是一个女人，我是爱过你的，就为了这个缘故，我不愿意再做你的婊子了。”

　　从《牛虻》到《红字》再到《荆棘鸟》，永远是不能得到又无法放弃的情感。真正的悲剧总是两种具有几乎同样的正当性的情感的不可调和，人这样地渴望得到救赎，然而“上帝的手是沉重的”。

　　每个人都难逃自己软弱的一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一时的软弱付出代价。相较于灵魂的无穷煎熬，死也许是最大的解脱。

　　牛虻选择了死，神父蒙泰尼里也选择了死。只有玛梯尼在抱慰琼玛的哭泣，可惜琼玛哭泣的却是牛虻……

　　误会是生命的自然状态，遗憾是生命的本质，人与人只有通过爱彼此抱慰，如果不能如此，那么就通过怨恨彼此记挂。——刘小枫如是解读。

　　很显然，导演雷国华的阐释中也带着如是判断。21世纪的牛虻抛却了革命、文学这类大而无当的空泛主题，他想要的，还是关乎人性的、永恒的现代性探索。

　　青年演员郭京飞推掉10万片酬的电视剧扮演“牛虻”，似从另外一个方面阐释了牛虻跨越百年的精神特质——英俊、优雅、坚毅，饱经沧桑却充满激情，为了理想，甘愿忍受煎熬，直至献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