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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现代学术，是在跟西方学识体系接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需要接轨的，就是人家的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抄袭

　　眼下，教授抄袭，成了网上的一景。隔三岔五，就会有个教授被曝光。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名头是越来响，地位越来越高，当然，抗曝光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多数人选择一声不响，做没事状，硬着头皮顶住，据说只要顶三五个月，风声一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当然也有勇的，主动出击，动用各种资源阻止事态扩大；更凶的是倒打一耙，把揭发者告上法庭，而且能够胜诉。其实，不管硬抗还是软顶，太极拳和回马枪玩得多么娴熟，自家做的那点事，无论如何都抹不白。

　　虽然抹不白，但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其实肚子里也有苦衷。细论起来，抄袭应该分为“外抄派”和“内抄派”两大派系。抄外国人或者台湾人的东西，属于外抄派。该派又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东一点，西一点，广泛撒网，综合归纳；次一等的，则逮着一个顺眼的，全部挖来；最下者则连抄都懒得抄，干脆将文章的外国作者换个名字，就变自家的。

　　不过这种抄法，上中两档，其实并非现在的发明，那些先知先觉之辈，早就这么抄过。远的不讲，上世纪80年代，这种事就层出不穷，当时我们以为是先进得眼晕的货色，后来一看，原来人家外国人早说过。只是现在出国的人多了，懂外文的人更多了，网上查询又那么便利，而且有那么些好事之徒有闲心死抠，一点点地比对，所以被揭出来的也就多了。

　　内抄派主要是抄自己人的，似乎比外抄派更等而下之，其实不然。内抄派的诸公，有很多实际上有点冤。他们的抄袭，往往是被弟子所累。弟子们抄了，做成文章或者著作，教授来挂名，结果东窗事发，教授丢人现眼。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学界，本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有人说，是自己出思想，弟子操刀，有的人，干脆连思想都懒得出，只要弟子有了好货色，就要挂名。当然也有弟子为了好发表，主动邀老师挂名的。总的来说，无论文章还是著作，凡是弟子和老师一起署名的，多半是弟子的作品，当然弟子如果做文抄公的话，那么老师难免要吃哑巴亏。

　　其实，在某些老教授看起来，在学生的著述前面挂名，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一点都不必不好意思，常常很坦然地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看那意思，好像还是一种荣耀。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视署名发表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许多文章是领导出思想，大家攒出来的。如果要署名的话，也是署个化名，有的时候需要署真名，要看需要，多半是署某个名头大的人的名。有的时候，署了名的人，其实连文章看都没有看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真正操刀写稿的人(有不少是学生)，都只好做无名英雄了。正因为如此，前阶段某个参加过文革中著名写作班子的文化大师，才可以拍着胸脯说，你们可以找，看哪个大批判文章是我写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时候学者写的东西，往往不属于学术，现在不一样了，不能类比的。其实，那时的学术跟非学术固然不分，而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期刊发的东西，跟那时也没有什么两样，各个单位在统计学术成果的时候，题目为“如何搞好……”“坚决贯彻……”一类的文章，不也都堂而皇之地算在内吗？抄袭的教授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多，而这个领域，其实并没有真的分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宣传。

　　毋庸讳言，我们的现代学术，是在跟西方学识体系接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需要接轨的，就是人家的学术规范，而所谓学术规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抄袭。这个内容，其实跟我们古已有之的常识是一致的。可惜的是，我们在接轨中，恰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含糊其词，不敢，也不愿意较真。但同时，却有胆量掀起大学教育的大跃进，师生齐上阵，土法炼钢，炮制论文和著作，力求在数目字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目标管理指标，硬是逼出一个学术大繁荣来。在这种情况下，被逼为娼者有之，半推半就者有之，投怀送抱者亦有之，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一个抄字了得！

　　如果学界同仁继续沿着这条大跃进的路走，不，跑下去的话，估计投怀送抱者的比例将会大大增加，等到大家都抄时，抄就不是丢人的事了。那时，也许我们的网上就该讨论抄袭的技巧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