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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我认为不是“产业化”或那根本子虚乌有的“市场化”，而是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今年两会以后，看到一些城市政府发言人解说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两免”政策必须在原地解决的报道。“原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里的干部会把“两免经费”汇到每一个在外农民工手里，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吗？要是“原地”做不到，城市政府又管不了，这部分国民的义务教育如何覆盖？这就需要中央教育部门出场了。高喊“反产业化”，对履行该项职责显然也没有什么帮助。

　　事实上，今天就是放手允许“教育乱收费”，我国的教育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方面的主要证据就是蔚然壮观的“留学潮”。相当一部分普通的中等收入人家，宁愿忍痛支付比国内“乱收费”还要高的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出去。这又是为什么？我的解释是，在国内无论怎样“乱交费”，也还是得不到一些家长和学子们中意的教育服务。恰恰在中国“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声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的“教育出口”成长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产业部门！

　　我们要明白，在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条件下，“乱收费”事实上难以根除。今天压下去，明天就可能弹回来。要么就是变换形式，从“乱收费”转化为批条子、走门子和拉关系，或者两者并存——完全取决于政府管制的方式和力度。在这种条件下，教育资源、特别是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让全体人民平等地分享。

　　治本之策是更大限度地动员财政和全社会资源，扩大教育的量，提升教育的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全体国民特别是农民最起码的义务教育，首先要靠国家财力分配到位和落实，至于那些超出了国家义务教育标准的初等教育需求，以及国民对非义务教育更为庞大的需求，政府既然无力满足，就不应行政垄断，而要更大幅度地开放，以动员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加大投入。在以上两个大的方面，“反教育产业化”既没有点明政策目标，也没有昭示政策手段和工作重点，因而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作者周其仁，原载于《经济观察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