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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了神探李昌钰谈3-19枪击案的节目，以下是节目内容：
解说：2004年3月1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日前一天，下午13时45分在台南市金华路三段，当时候选人陈水扁及吕秀莲在吉普车上进行扫街拜票时，遭到神秘枪击，15分钟后，送抵台南县永康市奇美医院治疗。第二天，陈水扁选举中以不到三万张票的差距当选，许多民众和海内外舆论认为，“3·19枪击案”存在太多的谜团。随后，台湾行政部门成立专案组，并且有关人士通过电话找到美国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希望他能回台湾调查真相，面对这样的邀请，李昌钰感到自己又碰到一个烫手的山芋。
记者：既然您讲它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您觉得它最烫手的是什么地方？
李昌钰：最烫手的第一个这个现场没有了。第二个太政治化了。第三个媒体的有的时候不必要的炒作。
记者：最终您为什么还是同意要走一趟？
李昌钰：这个案件很多人民E-mail 打电话说李博士只有你能找出真相，希望你能回来一次，当时为了能够社会安宁所以我决定走一趟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形。
解说：李昌钰，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首席刑侦鉴识专家，美国警界迄今职位最高的亚裔人士，8000多起悬案成就经验，800多项荣誉基于一身，被人称为当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2004年4月9日清晨，李昌钰博士偕同2位美国弹道专家抵达台湾,展开319枪击案的鉴识行程。
记者：你讲过破案四个要素，现场、人证、物证还有运气缺一不可，那么这一次您有几个要素在手里呢？
李昌钰：假如当时那一天现场处理完整的话马上给金华路两边封锁，枪手一定在里边，枪支一定在里边。找到枪支找到枪手然后再找动机，那很容易，但是现场没有了。
记者：您破的很多案子都是您到现场之后发现了别人忽略的细节或者是物证，但是这个案子不可能有一点这样的空间了是吗？
李昌钰：现场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现场没有他们找到的子弹弹壳这是惟一的证据。
记者：所以您拿到的物证都是台湾警方提供的，对这些物证本身的可信度您要去鉴定吗？
李昌钰：本身的可信度因为这个铜弹尾部百分之三十不见了，上面有很多碎的玻璃粉，这玻璃粉一定要很多的速度能量才会变成玻璃粉。铜弹上面有吕秀莲的DNA。所以从这几个观点来看，除非很多的专家在一起讨论怎么样，然后再先打穿玻璃然后再拿着这个子弹再加上吕秀莲的血然后还要在吕秀莲的右腿再打一下，不打到膝盖，这些东西太难伪装了。
记者：不能有这么高水准的犯罪么？
李昌钰：越高水准的时候破绽就越多 同时陈水扁的肚子 那是第三个危险的地方 肚子你假如打到几公分 打错了 打到肚肠里边去 那也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当时我们 第一步鉴定的工作 给子弹弹壳清理(清)楚了 所以我们从上面的工具 能知道是 不是一个制式手枪 是一个改造的玩具手枪 枪管是土制的 在台湾来说开了一个鉴识工作侦查的一个先例 先找物证 再去找人犯 以前我们调查 都是先抓了人犯 再去找物证 这个案件能够找出做枪的人 那就有线索了 当时从这个工具痕 找到这个做枪的工具 工厂 从这些枪支 子弹 证明一个姓唐的人 是他做的。
解说：经过台湾刑事部门的询问，唐某说他一共做了79支，其中一把枪经过四手专卖，到了一个叫陈义雄的手里。但是陈义雄是否是凶手？事发当天他是否在现场？那么凶手又是从哪个方向射击的？李昌钰开始在金华路三段进行现场重建。而这次现场重建的重要依据就是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的那个弹孔。
记者：我们看到那个现场的几道激光从吕秀莲这个腿受伤的位置穿过车风挡玻璃然后延长线上去找凶手可能的位置，这样一个过程只有像李博士这样水准的专家才能做的吗？
李昌钰：通常我们说重建是从子弹跟枪管这样连线。但是我们这边不知道枪管的位置，子弹的正确位置我不知道，还好有个子弹洞，所以我们知道大约的方向。那玻璃洞54度，是从左边打到右边，这个定了。但是吕秀莲因为她坐在椅子上，所以当时我们找了一个人像吕秀莲的身材的，然后看她腿伤的位置，由这个位置跟这个玻璃的镭射的洞定了位以后，在相反的方向里，所以这个人一定在吉普车的右边，不可能在左边。所以第一枪是对着吉普车打过来的。但是车在继续前进，要有时间弹壳才能退壳，然后第二个子弹才能进膛，所以第二枪在枪支跟吉普车平行的位置产生了第二枪。
记者：现场重建结束之后给整个案件的进展带来的推进作用是什么？
李昌钰：第一点我们决定了热区。金华路这么长，假如每一点都要去找过的话，要通过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很重要的排除了impossble 二楼 、三楼 、顶楼不可能。所以你不必到二楼三楼顶楼去找了，是在平面，缩小了范围。
解说：按照李昌钰推断，台湾刑事部门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一个穿着黄色上衣，有些秃顶的男子和陈义雄极为相似，随后，台湾刑事部门开始查找此人。2004年12月14号，台湾刑事部门却发现疑似秃顶嫌疑犯陈义雄的浮尸。
李昌钰：至于说他是自己自杀的，还是打死了再丢下去的，假如你给我尸体，我可以会告诉你那这么重要的环节。
记者：为什么没有再请您去做鉴定？
李昌钰：尸体当时发回给家属了，家属就给尸体火化了。后来听说还有遗嘱也烧掉了，所以我总不能去看骨灰，骨灰已经没有任何的形状证据了。
记者：这么仓促地把他就处理了会让您心中有怀疑吗？
李昌钰：这个是我们从追枪之前发生的。假如说追枪支之后发生，那当然应该怀疑。在追这个枪支之前，听说还有一个警员到那边去调查陈义雄，他太太说陈义雄出去经商了，其实他在楼上。假如那个警员那天机警，也许这个案件也不同。所以这个运气方面，这个案件没有一点运气，那是不是说这就是一个悬案了，我们能从子弹，弹壳追到枪，从枪追到做枪的人，这是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但是后来找到陈义雄，他是不是开枪的人他，是不是有人后边指使他开枪，这些跟鉴识科学没有关系。
记者：抛开这个鉴识环节不谈的话，整个这个案子真正的真相您会关注吗？
李昌钰：不会的，对我没有关系。做鉴识工作的人员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不能主观，不能说自己有个成见了。
解说：四个月后，2004年8月，李昌钰提交了一份长达130页的鉴定报告，这份鉴定结果首先能肯定的是吕秀莲与陈水扁的伤口都是枪伤，其次枪击案的子弹是土制的，枪支改造过，由于枪支的火药威力不够强大，所以这不是一起政治阴谋案件等等。至于，是谁开得枪和凶手的作案动机并没有涉及。
记者： 这么一个复杂的案子各种利益的关系都在里面纠缠着，相信干扰也很多，这些干扰都在哪个阶段的时候出现过？是不是从您准备接不接手就开始了？
李昌钰：我敢保证绿营蓝营都没有人派人来游说我。外边传说我接受了五十万美金的酬劳费 ，根本没有这回事情，连我到台湾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因为我就知道会有人瓜田李下总是很难避免嫌疑，但是我想事实会证明一切的，我们不但贴钱，我贴了很多时间并没有得到任何的酬劳。
记者：这次从工作到差旅五天的时间分文不取，自己在倒贴钱，虽然经济上没有收入，但是不是会让您进退能够比较自如呢？
李昌钰：当然。所以我讲什么话，没有人敢批评我。这完全是义务的工作，我已经尽我的力量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在美国很多案件，我还在大学、研究院、法学院、医学院讲课，我总不能说不上课我去写报告，所以写报告的时间都是到半夜。用我自己的时间，不容易了。我在路上、在飞机上都在写报告，当时我太太玛格丽特就说，你这个人真是笨得不能再笨了，这么辛苦干什么为了什么东西，没有为任何的东西，只是向历史负责，对社会有个交待而已。
记者：您也讲过不能屈服于任何一方面的势力，如果有一次就完了，这个完了指的是什么就完了？
李昌钰：因为我们做鉴识工作的就是叫做reputation(声誉)，你假如做了一次错误的鉴定，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正确的鉴定，那一次错误的鉴定就影响到你的声誉。
记者：那是不是说您每一次办案都是把之前的和之后的声誉要压在上面呢？
李昌钰：都一定要，因为你的鉴定的报告会影响到别人的一生，有的时候影响到别人的生跟死更重要的有的时候也影响到历史。
记者：您的鉴定报告出来之后，您说至少让两方面都勉强满意了，这是您希望实现的一个效果吗？
李昌钰：满意不满意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不满意就是双方都希望我能够讲动机到底是谁打的，这跟我毫无关系，但是大家冀望太大了，希望我能说，有些人希望我能说不是陈义雄，有些人希望我说是陈义雄，有些人希望当然说我说是政治暗杀，也有人说希望自导自演，这个跟我毫无关系的，我的鉴识科学那是动机分析，那是两码子事。
解说 ：2005年8月17日，台湾专案小组宣布，3.19案枪击案结案，认定在枪案后数日自杀身亡的陈义雄为唯一凶手。李昌钰认为“319枪击案”的结案不代表破案，不表示永远不调查，如果从科学鉴识中找到新证据或反证据，随时可以重新调查。
记者：您讲您一生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在3·19案件当中，把什么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呢？
李昌钰：很多人认为这个案件一定政治压力很大，环境的压力很大，我的报告一定会不公正，这个我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个报告是绝对地公正，历史会证明它是公正的。
记者：您做任何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它要有挑战性， 3·19对您的挑战性是什么？
李昌钰：因为你晓得这个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聪明的人绝对不会接。你晓得是赔本的生意假如做商人的话，赔本的生意为什么要去做，你明明知道前面是个火坑，只有傻人才会跳进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记者：不为利，但是可以为了名誉？
李昌钰：假如为了名誉我不会接这个案件，我已经拿过所有的奖项了，得过十个博士学位了。这个也不会说，因为我办了这个案他再给我一个博士学位，我讲演一小时一万美金，也不会因为陈水扁的案件他给我提高到两万。所以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也没有，我也不想做任何的大官。
记者：为什么不喜欢政治？
李昌钰：我做鉴识工作很神圣的，而且很单纯的，我每天回到家里很满足。我今天做了多少案件，检查了多少物证，对被害者家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对社会，国家来说是一个贡献。
记者：如果再有类似这样性质的案子您还会出来做吗？
李昌钰：我太太叫我退休，我也想退休，很多在国外人们认为我是鉴识科学的顶尖，所以到了难题的时候那些破不了的案件，他们都是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将来有同样的案件，我还是会推荐别人去处理，但是假如说这个案件到了一个真正的困难的瓶颈的时候，我当然会义不容辞的，这是我们对我们专业的一个obligation(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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