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第一村的偶像危机
红利风波推动深圳万丰社区从强人治村向民主治村转变
在杜春联的眼里，潘强恩及其家族牢牢控制了万丰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该改改了。”
曾有“南国第一村”之誉的深圳万丰社区家家都是“百万元”户，但一些富裕起来的村民对当年带领大家致富的“能人”却越来越不满，万丰集团停发投资红利更成为导火索:“一言堂”、“家族统治”、“村霸”、“他人太霸道了”。 村民们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问题。他们讨还红利的官司，也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唐钧表示，乡村治理中寄希望于能人道德自律是不可靠的，要有一个各方都能充分表达意见的机制，从而对个人专断作出制衡。
“万丰村现在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潘强恩说，“村民们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
耗资1000多万元建起的气势恢弘的“万景园”仿古城墙前，是宽阔的中心路，一辆辆汽车轰鸣而去。62岁的潘强恩手向前一挥，声音铿锵有力:“六公里！这条路。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把万丰村当成一座城来建设的。”万丰村的前“当家人”满怀自豪。他个子不高，双眉浓密，细长的眼睛闪着亮，满脸自信。
潘强恩所言非虚。这个位于珠江出海口东北角、南临伶仃洋、面积3.62平方公里的村落，从上世纪80年代走上迅速发展之路，去年，万丰社区年经济收入已达两个亿。经过20余年积累，万丰居民家庭资产都在百万元以上。然而，令潘强恩想不到的是，富裕之后，质疑他这个带头人的声音却越来越强。
导火索在2001年就点着了: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为村民们分投资红利。“万丰集团负债12亿元、村民平均每人负债55万元”的传言则令村民们惶恐。股东们长期压抑的对致富带头人的腹诽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出口，“一言堂”、“家族统治”成了部分强硬的村民攻击潘强恩的口头禅，更极端的言辞斥他为“村霸”。村民们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还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主任与潘强恩抗衡。他们讨还红利的官司，也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上世纪带领大家致富的偶像在新世纪的开初几年显得危机重重。
“潘强恩时代已经过去了。”潘强恩以他所推崇的学者般的淡定对待反对者的攻势，他说这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没有争议就没有生命力。我是不是民主，任由百姓评说。”
红利风波富人“造反”
2006年3月10日，40岁的潘学灵开着自己的凌绅商务车行驶在万丰村的街道上。“我先后投资60万元，每年应分我13万元的红利，可是从2001年以来就没有分了。”他算了一下，“万丰集团欠我也有60多万元了。”潘学灵说多年拿不到红利使他家在村里的经济地位下降了。
潘学灵是公开反对潘强恩的村民之一。他说像他这样站出来的反对者有30余人，更多的人“敢怒不敢言”，“潘强恩人太霸道了。”
潘学灵还是万丰集团的股东代表之一，股东代表一共有42位，他们身后站着大批的投资者，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还有党政机关人员。他们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把自己的钱投入万丰村盖厂房，从厂租中提取红利。
相关章程显示，万丰村的厂租在扣除一切开支(即工资、管理费、上调税金)按纯利润70％交由股东分红，30％上交集团公司。期限为50年。
然而，股东们介绍说，从2001年起，投资分红就停止了。
股东代表潘锡林有一大堆股东证，他也说不清多少人通过自己往万丰投了钱。由沙井街道审计办公室和沙井街道集体经济管理服务办公室今年1月19日签章的一份表格显示:潘锡林2001年后即没有获投资红利分配，未分配数额为:8330142元。
万丰社区一位居民说，潘强恩在不同的场合公开表示，你们的投资红利早就分够了。
潘强恩显然对红利风波极为愤怒，“从1993年到现在分了7个多亿。投资红利当时说三七分，股东不负责一切费用怎么行嘛！除去费用，一分钱都不欠他们的。”
潘强恩又表示，集团现在正在算20年的明细账，在算清楚之后会给股东代表们一个交待。
然而潘强恩此前的表态已经令股东代表们惶惑不安。他的威望也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消失。
做过教师的杜春联是1996年后来到万丰村做生意的。这个中等个子的男人总是显得很干练，一对不大的眼睛在眼镜后面显得很精明。杜春联在2003年曾经跟万丰集团打过一个物业官司并胜诉，去年6月份他得到了2.3万元的股权转让，从而成为万丰集团的股东。随后他接受了为300余村民讨还投资红利的集体委托，后来委托者增加到500余人。
在杜春联的眼里，潘强恩及其家族牢牢控制了万丰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该改改了。”
杜春联等人反映的红利拖欠等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沙井街道组成了一个跨部门的联合工作组专门调查万丰村投资红利问题。股东与万丰集团领导也进行了对话。
“投资红利拖欠确实存在。”沙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联合工作者组长邓桂洪明确表示，股东方面提供的2001－2004年拖欠额是2.3亿元，万丰集团提供的数额是9000万元。拖欠数额还有待工作组最后确定，“一定会给股东一个公正的答复”。
而万丰集团今年初提供给政府的一份材料也表示，暂时未能兑现的欠款，以后分期偿还。这份材料同时表示，万丰村公用开支大增，投资分红比例要作修改。万丰集团一位工作人员说，集团确实一时拿不出2.3亿元分给股东，他承认万丰集团在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潘强恩认为万丰目前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他同时澄清万丰集团根本没有向银行贷款10多亿，“贷了两亿多。”潘强恩把红利风波看做既得利益者意欲夺取财产支配权的进攻。“这些人能够同甘苦，不能同富贵。”万丰集团一位管理人员说，红利风波是“富人造反”夺权。每到换届时，都会有夺权的斗争出现。这一次反对者是趁老书记退位、新书记羽翼未丰发动的一次强烈攻击。
去年，62岁的潘强恩从当家人的位子上退下来。他的小儿子潘泽勇，成为万丰社区党支部的新任书记，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新总裁。
事实上，反对声音早在1996年就上演了。正如潘强恩的自我解嘲:反对我的人从来都有。
一个明星村落的诞生
万丰村(2004年7月改为社区)曾经有“南国第一村”之誉。
上世纪70年代末，万丰还只是一个边陲小村，《万丰村史》记载，那时村里的青年男女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香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经历第四次土地变革，万丰村也在1980年将全村的3800亩耕地分田到户。
1981年底，万丰村党支部换届，37岁的潘强恩当选支部书记。一个经济能人开始闪烁出自己的光芒。此时，香港加工业正在向内陆转移，潘强恩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万丰村史》上说，潘当时就盘算把村集体的大片荒坡林地推平后盖上厂房，为港商们建好工业基地。
1982年3月，万丰村引进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此后的13年中，110家企业进驻万丰村。目前，万丰村中有145家企业。“万丰村1981年经济收入是4万元，1982年就跳到了21万元，现在每年的经济收入则在两亿元，这是超乎想像的。”潘强恩说。
潘强恩称，万丰村最贫穷的居民家产也超过一百万。
万丰村快速致富的路途上，潘强恩个人的能力和风格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村落的形态。他有着强烈的创新欲望，在逐渐成为万丰村领导核心之后，潘强恩创制出“共有制”。
潘强恩把公有制比作一杯清茶，而共有制就是一杯有着更多营养成分的奶茶。“从共有制到共产主义，这是一脉相承的。”潘强恩说。
据《万丰村史》记载:万丰村民1984年开创了农村“按股分配”的先河，又在1987年以集体贷款的形式使人人成为股东，万丰村自此走向共同富裕。
万丰村集体的力量也不断扩大，到2000年8月，深圳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潘强恩任董事长。
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万丰村声名鹊起。199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召开了农村改革万丰模式研讨会。1998年，万丰被授予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村。199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到万丰考察并题词:不是城市似城市，如此农村胜城市。
潘强恩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明星人物，广东省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商界风云人物，不胜枚举的头衔接踵而至。学界则将中国农村发展中的这一模式称为“能人经济”“强人治村”。
潘认同“能人模式”，“能人不会失败，失败了就不是能人。”他说。
然而，昔日的能人现在正被红利风波困扰。
有商量的时代一去不返？
3月14日，万丰村的老人和闲人聚在潘家祠堂里，谈天，打牌。当记者说出“潘强恩”这三个字时，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过来。
潘家祠堂是万丰社区的舆论中心。在若干年前，在这里提起潘强恩，会获得一片赞誉，但现在祠堂古色古香的屋檐下听到更多的是对他的谴责甚至咒骂。一位老人蹲在椅子上，口沫飞溅地数落他们的致富带头人，他手上的戒指和金表飞舞着。大多数人则对这个曾经尊崇的名字保持沉默。
“厂房和商铺每年租金都那么多了，钱究竟去了哪里？总得向大家说清楚！”老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
一位股东代表说，现在村里80％的人反对潘强恩，他见到村民都绕着走。
潘强恩则认为村里80％的人都是支持他的，只有很少的人对他有意见。
事实上，潘强恩的名声以1992年为分水岭。连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的人提到1992年前的能人书记，语调也会柔和下来。“那时他确实有能力，个个都说他好。”
潘学灵回忆说，1992年前，他大公无私、很为群众着想，很少欺负群众。1992年后，他开始变得自私霸道。
1992年对于万丰村经济来说亦属举足轻重，当时万丰酝酿上市，从社会上吸纳了大量资金。上市虽然没有成功，但潘强恩把随后的1993－1994年看做万丰村经济的鼎盛时期。
也是从这一年起，万丰村开始走出“厂租经济”的单一发展模式，开始到外面买地，拓展“域外经济”。“万丰村本身空间实在是太狭小了。”潘强恩说。
去年8月间深圳当地一份报纸报道说，万丰人对外扩张，异地建厂，把一个又一个万丰工业园建到人家的土地上去。正所谓中山建厂房，山东开商场，江西办农场。
然而，从一开始这样的扩张就招致万丰领导层的大量反对。
潘九根，长期在村里担任领导工作，一直到1996年卸任。他大潘强恩11岁，当年就是他看中了潘强恩，推荐他做了村里的赤脚医生。他还是后者的入党介绍人。潘强恩进入村里的领导层后，两人成了搭档。
“那时支部班子是团结的，七个支委凡事商量，像兄弟一样。”一直担任村里行政一把手的潘九根回忆说。
潘九根对潘强恩的美好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在获得了个人荣誉之后，他变得独断了，很多事情不再与我们商量。”
几个支委对跑到外面买地兴趣不大。潘九根回忆说，比如到新疆买地种棉花，潘强恩愿意做，我们几个人都反对，就没买成。后来，再买地他就不跟我商量了。
另外一位不支持买地的支委潘桂平也发现自己在提了反对意见后，村里买地就不再跟他说了。
万丰村的买地计划逐次展开，广东中山，海南，江西兴国、全南都出现了万丰的资产。潘强恩表示，村里的每一个决策都是经过了党支部表决同意的。但他的反对者认为，表决都是慑于潘强恩的个人权威作出的，这些投资大多是失败的。潘强恩否认失败，表示这些投资每年至少可以给万丰带来3000万元的收入。
潘九根和潘桂平都曾劝支部书记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但“他当耳边风”。他们觉得潘强恩在个人独断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唐钧说，乡村治理中寄希望于能人道德自律是不可靠的，要有一个各方都能充分表达意见的机制，从而对个人专断作出制衡。
1996:首遭信任危机
几个退下来的干部都记下了一个镜头:潘强恩在整改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向村民道歉。
他们说的是1996年万丰两委会换届时潘强恩遭遇政治危机。“群众反映强烈，支部要他下台。”潘九根回忆。另一个事实是，从那年起，万丰第一次拖欠给股东分红。
这是经济能人面临的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当时的村工程部主任潘锦田在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如果再让潘强恩做书记，只怕万丰村民要买2000个乞食钵(意思是将来村民要讨饭度日)。
另一位村干部潘锡林则大胆抨击潘强恩搞家族式领导，万丰收支不平衡，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潘强恩度过了这次危机，连任万丰村党支部书记。据说，在整改会上，潘强恩哭了，要大家给他一个机会，并向群众承诺改正自己的缺点。然而，不久，潘九根、潘桂平等四名支委去职。在去职者看来，这是潘强恩在清除异己。
到2002年换届时，又有六七个人离开了万丰领导层。一位此次去职的干部说，他经常在会上对万丰村的社会治安提意见，潘强恩开始不以为然，后来终于无法容忍他。“后来，进入万丰领导层的人大多是潘强恩的亲信。”
潘强恩对此的辩驳是:举贤不避亲，包括他的儿子成为万丰的新当家人。
潘九根对退下来的潘强恩作如是评价:他对于万丰村，三分功，七分过。这个评价在反对者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一个村的路？一个人的路？
在万景园的影壁上，有四个大字:礼让谦贤。这四个字在万丰村的公共场所经常可见。潘强恩说，这是万丰村的村训，是万丰人的精神追求。
然而，包括万景园在内，电影院、粤剧团、万丰文展馆等都被村民看做是潘强恩个人树碑立传之物。“光粤剧团工资一年就要50万元，去北京演出场地租金花了200万元。”“他是拿集体的钱为自己挣名分。”村民们说。
潘强恩说上述数字被夸大了，他认为这些都是万丰的文化建设，是在经营万丰品牌。
万丰村的名气的确很响。1992年1月2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万丰杯运筹与健康”活动。在一张照片上，可见当时48岁的潘强恩身着挺刮的西装，侍立在离邓小平不远的地方。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王光英等都为万丰村题辞，这些题辞就被镌刻在万丰公园大门两侧。更多的中央和省的领导人到万丰村考察过。
然而，以万丰村民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带头人在为万丰村做宣传的过程中，开始个人出风头了。“是贪图名利害了强恩。”潘九根说。另一位股东代表将潘强恩走向歧路归结为:个人英雄主义。“他自觉高人一等，不再把群众放在眼里，又没有谁能约束他，个人偏好借集体文化事业的名义无限膨胀。”
一位股东代表略带调侃地总结潘强恩的各种文化头衔:思想家、军事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小说家、粤剧家、书法家、医学家。
《万丰文化志》写道，潘强恩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学者。这些年来潘强恩著作颇丰，出版了308万字的专著《社会主义共有制论》、三部长篇小说及两部小说散文集。当然，还有那台以万丰村为原型、反映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农村巨变的大型现代剧《大潮》。1998年万丰粤剧团受文化部之邀进京演《大潮》成为村民们最不能认同的万丰文化事件，他们谴责潘强恩花集体的钱为个人树碑立传。
潘强恩则痛苦于村民与自己的认识上的差距，他慨叹万丰村在经济上实现了共产主义，但在村民的思想上还差得很远。
这种痛苦很可能将能人们推离群众。“村民素质不高，说了也白说，有时做了再说。”潘强恩向一家媒体表示。
他的另一句让人记忆深刻的话是:群众素质比较高的地方需要民主，群众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主要靠领导人敏锐的目光和果断的判断力来进行。
事实上，强人治村在中国农村经济发达区域普遍存在，它成为一个时代的必然经历。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吴重庆说，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地方，村民们一定会选一个能人来治理村庄，但能人往往不可能是道德楷模，他总会突破道德的约束。这样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总会爆发的。
唐钧认为，能人带领村民一步步发展起来，这个过程有着强烈的人治色彩，在进一步市场化的今天，这种治理模式必须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变。
当这篇报道完稿时，记者得到消息，万丰社区股东讨还投资红利的行为开始走入法制轨道。不久前，杜春联接到了深圳宝安区法院的传票，他个人向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讨还红利的案件4月12日将开庭审理。“这不是我个人的案子，股东们都在盯着我，他们将随后跟进。居民们讨还红利的过程将体会到民主与法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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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村的民主管理
由万丰村出发经南头关进入深圳特区，再从沙湾出关后，乘“绿的”(只限特区外行驶的的士)一个起步价，就到了深圳另一个明星村——南岭村(现已改为居委会)。
南岭村最引以为豪的是:村经济领跑深圳农村多年，2005年集体总收入2.3亿元，纯收入1.3亿元，上缴国税地税1.8亿元，村民人均收入14万，深圳其他村望尘莫及。
张伟基，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他担任南岭村支部书记20余年，直至2003年，才将接力棒交到他的儿子手上。毫无疑问，张伟基是南岭村绝对的“能人”。但他的话在村里也并非一言九鼎，也有不管用的时候。
南岭村委办公室主任谢慧平说，在按规划扩建南岭求水山度假村的问题上，张伟基提出的方案却被村委会否定，因为大家都认为，张伟基的方案虽说省工、省时、省钱，却减少了绿化空间、破坏了生态环境。
今年3月9日，南岭村“两委”班子召开旧村改造工作会议，张伟基提出分期分批进行改造的计划，当时已经提出两个需要改造的地方，但这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随后，“两委”班子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邀请国土专家为南岭村制造整体规划后，再制定分期的规划。张伟基的分期计划又一次被“否决”。
“不是说谁的意见就绝对可行，要看大家的意见是否统一。”谢慧平说。据他介绍，在南岭，重大项目建设必须经专家论证，重大事项决策必须经集体表决，重大财务开支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已经成为一项“硬”规定。
A17－A19版采写:
本报记者 贾云勇 张国栋 实习生 何奕
图:
南国第一村的能人潘强恩。
事实上，潘强恩的名声以1992年为分水岭。连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他的人提到1992年前的能人书记，语调也会柔和下来。“那时他确实有能力，个个都说他好。”
本报记者 单增辉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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