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领处：被遗忘的公德角落

　　这个网络上流传的故事，表现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在今天的社会处境：

　　“宝贝昨天在路边儿捡到5分钱。最初，我也本能地想到教育孩子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但是仔细一想：

　　“警察叔叔”在什么地方？

　　为5分钱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会不会以为是神经有问题？

　　怎么敢肯定“警察叔叔”同样会交公？

　　给了“警察叔叔”对孩子有什么好处？难道可以在将来评个三好、免试入学？

　　不现实，也不实际。搞不好，孩子反而认为妈妈在说谎。

　　我只好说：孩子，你真好！非常诚实，以后捡到钱，都交给妈妈来处理吧！

　　回头，我对他爸说，这儿子，眼睛尖啊，今天5分钱，明天就是5块，后天就是50元……孩子爸说：这么麻烦，干脆捡到500万不得了！

　　北京市公安局拣拾物品招领处的50年，记录了中国社会公德中“拾金不昧”的曲线走向

　　★ 本刊记者/何晓鹏

　　江丰（化名）和朋友们来到位于北京市王府井的麦乐迪KTV。那晚他喝醉了，睁开眼睛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他连自己怎么回到宾馆的都记不起来。

　　等到发觉丢东西时，已经是下午，他有些焦急，因为里面有替朋友保管的皮夹，皮夹里有证件。

　　他给一起去的朋友们打电话，但没有结果。于是他回到麦乐迪，跟服务生一起在包厢找了一遍，没有。

　　江丰认为麦乐迪负有责任。

　　“为丢东西而来派出所报案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一天是李柏在值班，他和英宝龙在王府井派出所应该算是岁数最大的两个人，人们习惯称呼他们这样年纪的民警为老警察。

　　李柏正为手头的东西伤脑筋，那是一件黄色的旧夹克和一个皮包，皮包里除了一个手机和证件外，找不到任何关于失主的线索。

　　东西是值勤保安前晚在王府井大街上捡来上交的。

　　手机电量已经耗完，无法从中获得资料。惟一的线索就是证件上有武汉铁路某单位的字样。

　　一天前，李柏几经周折联系上了这个单位，对方说会通知本人，让李柏等回电。

　　但直到现在电话仍未打来。李柏担心对方没有通知到失主。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英宝龙是这里专门负责遗失物品管理的人，很多时候，遗失物品里有本人的身份证件，但他们按上面地址联系当地派出所时，对方很难从偌大的区域里找出失主。人口的流动性和人户分离使身份证上的地址形同虚设。

　　时间长了，对那些外地的身份证，英宝龙也就很少联系本人。

　　一筹莫展的李柏正在前台值班，江丰与朋友带着麦乐迪的员工推门而进，他们希望通过派出所解决纠纷。

　　结果，江丰面带歉意地领回了失物。他没想到丢在街上的东西还能找回，更忘记了“丢东西可以找派出所”。

　　“现在丢了东西的人很少上这里来找了，偶尔会有人打电话问问。”李柏说。

　　英宝龙发觉近几年来因为丢东西而来派出所报案的人越来越少。

　　“1996年以前，失主报案都要排队，一天二三十起，有时从上午到下午都有。现在每天两三起就算多的了。”英宝龙说。

　　对于来派出所找失物的人也远不比从前的络绎不绝。“除非这包里的东西值得他来一趟，尤其是外地的，通常即便联系上了他也不会来取。”

　　英宝龙那里有一个包，里面除了几张照片外空无一物。从照片上，英宝龙认出里面有一个国旗班的战士，跟国旗班联系上后，好几天了对方也没来取。

　　“前两天我们收到一个空钱包，是小偷甩的包，里面有很多卡包括银行卡。我们根据身份证找到这丢包的女孩，很快女孩的妈妈过来了，她说我们只要身份证，其他都不要了，都挂失了，觉得补个身份证还是挺费劲儿的。”

　　英宝龙拿出一个本子，那上面记载着今年王府井派出所收到的失物。上面有送交人的名字、捡拾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对物品的描述。一共11件，其中还有部分现金。除了三件已经找到失主外，其他都无人认领。

　　“都是附近单位送来的，也有我们的保安和民警捡到的。普通群众捡到东西很少送来。”英宝龙说，即便是单位也是像老东安市场这样的老国营企业，“这是他们的老作风。”

　　送东西来的人，英宝成会给他们开具一个三联单，“不会留他们的联系方式，一般也不会告诉他们这些物品的下落。”

　　也就是说，捡拾东西的人，一般不会得到该东西处理情况的反馈。他们把失物交给派出所，在道德上似乎就意味着交给失主。当然如果他们不相信派出所，就不会来交东西了。

　　3月22日，英宝龙把这次无人认领的物品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拣拾物品招领处。

　　那是北京市惟一一个专门负责捡拾物品管理的机构。在那里，有五个跟英宝龙年龄相仿的老警察。

　　“那几个人我都熟悉，说实在的，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失主的东西都是比较难处理的，他们的活更费事。”

　　“作为中国人我实为有你们这种同胞而自豪”

　　北京市公安局拣拾物品招领处。这个门可罗雀的部门，在二三十年前曾经有过人头攒动的场面。

　　1956年12月10日，招领处正式成立，地址设在北京市西城区的石虎胡同，这里曾经是诗人徐志摩“新月诗社”办沙龙的所在。半年后，就迁到了繁华的西单北大街83号。

　　招领处成立的第一年里，就接收各类拣拾物品6万余件，这其中有各种证件、徽章、衣物，更有国家机密文件，拣拾人民币15000余元，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有增无减。

　　那是一个脚穿解放鞋、衣服打补丁的年代，人们嘴里唱的都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和《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样的歌曲。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作者作曲家潘振声回忆，在那段时期，老师办公桌上的小盒子里经常放满孩子们交来的找不到失主的一分、两分硬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才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招领处是当时的社会焦点。每年都有众多的学校组织学生到这里参观，国外来访使团也经常在公安部的安排下来到这里考察，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斯在1973年特意为其拍摄的纪录片来到招领处座谈。

　　范明是新西兰华侨，1972年，当他通过媒体了解到招领处的一些“拾金不昧”的事迹时，特意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字句，“新中国有了你们这样高贵品质的人，她的前途会是何等光明！何等壮丽！你们的新精神、新态度，有直逼辉煌朝代——汉唐之势，作为中国人我实为有你们这种同胞而自豪！”在这一年，招领处接收各类物品82059件，人民币28763元，此外还有大量的银元、黄金、白银、翡翠。

　　招领处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工作人员近20名，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招领处年均接待来访群众仍在4000人左右。

　　但从90年代中期情况有所转变。从1993年开始，招领处年接收失物数量已经减少到几千件，来参观的身影也渐渐消失。辉煌不再，随着日月的交替轮转，这里已经被历史染上了一层静谧。

　　2000年9月因为西单改造，招领处搬到现在的西四大街，工作人员也从当年最多时21人逐渐减少为现在的5人。在这条门前不准停车、不准骑车的街道，招领处更显落寞。

　　惟一打眼的就剩下门口的牌子：北京市西城区的西四东大街甲6号。

　　这是个逼仄的门面，门在中间，两边的大窗像两堵墙一样透不过光线，窗外的铁栅已经很久没有开启过了。这使处在绒衫店和玩具店之间的招领处呈现一种萧瑟景象。

　　这个老旧的二层小楼，惟一打眼的就是门口那个蓝底红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北京市公安局拣拾物品招领处”，后面还有接待时间和联系电话。

　　在这里工作着五个老警察，科长陈卫民，职员王运宗、刘卫民、崔宝林、张金陵。他们平均年龄48岁左右。

　　虽然是中午，但招领处的大厅里仍然见不到光线，这个坐南朝北的房子一年四季都是阴暗的。

　　幽暗的大厅里被分成两半，横竖摆放的几个展柜和木架占据了前部大半空间。一些看起来饱经岁月的桌椅和沙发搭建了后面接待和办公的地点。

　　此时只有刘卫民一个人在，他双腿跪在屋角的沙发上，面朝墙，那只拿着放大镜的手在墙上不断移动，他在寻找电话号码。

　　一张北京城区地图，下方印着一串串的数字，都是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单位的电话号码。

　　刘卫民来这里才一年多，跟其他人一样也戴上了花镜。“这里灯光暗，来这的人眼睛都花了。原来我工作的条件好，朝阳，阳光充足。”

　　一年半以前，刘卫民还在犬类管理科当科长，这个因电影《卡拉是条狗》而为人熟知的部门，掌管着城市狗族的户籍与命运。2004年底，因为年龄大了，刘卫民来到了这里。跟刘卫民一样，张金陵也是从装财处的管理岗位上退下来的，因为身体不好，张金陵今天请了病假。

　　刘卫民的工作是从遗失物品中找线索，好顺利地把它们归还给失主。这个工作没有任何悬念可言，它与福尔摩斯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推理全然无涉，通常就是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寄发信件，或者按工作证上的单位打电话联系失主本人。

　　终于，刘卫民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户籍科的电话号码，他双手撑着沙发站了起来，走到桌旁拿起话筒，“喂，你打户籍科的这个电话问问……好，不客气。”

　　他已经记不清这种电话已经接过多少，询问的内容多与他们的工作无关，有问路的、问电话的，还有丢了东西来寻求心理安慰的。

　　“就因为我们门前牌子上有公安局三个字，老百姓有事就找这里，他不管你这警察是干什么的。”经常有一些到北京上访的人也会摸索到这里，“我们跟他说明情况，他了解后走了，不出半小时就又回来了。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我们这里的事比较杂，也比较琐碎。”说这话的是科长陈卫民。2000年底来到招领处的陈卫民是通过公开竞聘担任这个职务的，今年49岁的他已经超出了这个职务任期年龄，但在这个被视作老同志工作所在的部门，管理者通常会干到退休。

　　招领处5个人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轮流值班。“你得保证24小时电话都有人接听。”因为招领处的电话写在公用电话簿的前面，很多电话都打到这里来，包括邻里间纠纷……

　　陈卫民他们还曾经帮群众抓小偷。那次小偷刚从公交车上跳下来，脸上粘着血迹，正要跑，看见陈卫民他们穿着警服的人出来了，脚就钉在地上不敢动了。

　　“遇到这些事我们都先管，然后再去处理自己的工作，因为大家都穿着这身衣裳。”。

　　下午两点不到，王运宗推着他的自行车走了进来，这个个子不高的温和男人，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4年。

　　车前筐里装着青菜，他才从位于北京南三环的家中回来，因为家里有生病的老伴和老父亲。他每天中午都要骑车半个多小时回家做饭，然后再回来，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年。

　　“这项工作就是默默无闻的工作，成不了家、写不成文。”王运宗说。

　　放到招领处的物品通常会在这里保存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过期无人认领，招领处将按照规定到指定部门变价处理，所得款项直接上交北京市财政局。

　　“纯是靠美德，这就受限制”

　　招领处里的空间并不宽裕，对于失物存放，只有前厅和后面的两间库房。但空间目前并不是问题。因为相较于以前，现在送来的捡拾物品数量要少得多。

　　北京的人口数量相较于30年前翻了一番，流动人口也多，城市建设拓展到了六环的位置，但招领处接收的捡拾物品数量急剧萎缩。

　　2005年，招领处接收各类物品1463件，比30年前1975年的122万余件（其中11789件是建卡登记物品），减少了800多倍。

　　“往这里送东西的个人非常少，一年也就三两个。大部分都是派出所、社会上的出租车公司、百货商店交来的。”王运宗接收的物品里，派出所送来的占大多数。即便是类似于商场等社会单位，把捡拾物品上交的也不多。

　　“没有法规约束这事儿，只是凭群众的惯性思维来做——捡到东西交警察，纯是靠美德，这就受限制。”王运宗说道。

　　一旁的刘卫民插话道，“你随便找个路口，你看有多少人是按照红绿灯过马路的，这还是在北京。光靠道德不够，必须有个法规规定个底线。”

　　陈卫民在刚来招领处时，每年接受捡拾物品3000件左右，近两年一直维持在1400件左右。作为北京市惟一管理捡拾物品的机构，这反映了整个城市捡拾物品上交数量的下滑趋势。

　　数量的下滑只是变化的一角。

　　走进招领处后面的两间库房，南窗的光线被几个大货架遮挡得严严实实，空气散发着一种仓库中独有的霉味。

　　五花八门的东西堆满了货架，电饭锅、雨伞、旧衣服、鞋、旧皮箱，在角落处还能见到很多款式各异的拐杖——实在无法想象失去它们的失主是如何走回家的。

　　“以前送来的东西还消毒，现在也不了，破衣服直接销毁。”老警察王运宗在这里担负着仓库管理员的职责，每次有东西送来，他都要把里面的东西分门别类，一项项地整理干净。许多时候，打开袋子里的衣服，会发现里面裹着已经腐烂的水果或长毛的食品。

　　很多东西上面还有主人汗渍的味道，这些装在塑料袋、皮箱里的物品被打开时，整个屋子立刻就变成了一间“毒气室”。

　　“每收拾一次东西都弄一身土，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一些东西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了，白给也不会有人要。好点的我们挑出来直接摆到展柜里。”

　　王运宗所谓的“好点的”是指放在大厅里的那几个展柜中的物品，它们被分成三类，一类是在靠近大门的木板上挂着的一串串大大小小的钥匙；一类是码放在木架上的各色钱夹；其余的是放在几个大展柜里的物品，那里面有相机、手表、手机等物品。它们中间很少能见到当下的款式或昂贵的物品。看着它们，你感觉自己更像身处于街边巷尾的旧货商店。

　　“我们这边值钱的东西数量很少。”陈卫民回忆这两年招领处接收的最贵两件东西，一个是SONY的DV一部，他估计市价应该在五千元左右，另一个则是前两年由地铁安全管理办交来的一部投影仪，这部价值一万多的物品因为无人认领已于去年变价处理。

　　钥匙、皮夹、证件、相机、手机，这些身居前厅的物品，通常具有可以上网找失主的资格，其他物品很少。能上网的一年不过二三百件，占物品总量不到20％。

　　“真正值钱的东西现在收不上来。”陈卫民说，因为这很多人常开玩笑地说他是“破烂王。”而社会上，却常有人丢失值钱的物品。

　　而一个在别人看来很普通的东西，有时却对失主有特别的价值。

　　陈卫民讲了个故事，一位老人在西单商场丢了一双手套，在得知商场已经将手套交到招领处之后，让自己的女婿特意打车到招领处来认领。在外人眼里那双手套可能连五元钱都不值，更别说那几十元的打车费用，但老人就是要自己的那双手套。

　　但这种事毕竟很少，西单商场送来那一箱手套中，只有这一副回了“家”。

　　招领处正在被社会遗忘

　　在招领处的墙壁上挂满了失主送来的锦旗。每面锦旗上都挂满了灰尘，大部分都是上世纪的。

　　从2000年搬到这里后，招领处就很少再收到锦旗。“来这里的人也少了，交通也不如以前。这趋势是年年递减的，一年一年跟过去就没法比了。”王运宗告诉记者，现在这个房子是租的，一年30万的租金，马上就到期。

　　因为一直在临时地点办公，所以到现在招领处也没有办法安装公安专电。

　　崔宝林负责失物信息上传网络的工作，因为没有专电上不了公安网，他只能每月一次到总队去上传失物信息，这让招领处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包括在查询失主信息时也受到限制。“比如我们捡到一个身份证，用普通电话打到对方的派出所，他们是不愿意协助查询的，这里涉及到保密的问题。”

　　即使是“社会网”（internet）招领处也是在去年年底才安装上。

　　“这种通讯不畅也影响了招领处的归还物品数量。”陈卫民说，对失主比较重要的是一些证、卡，通常会在派出所存放三个月，找不到失主的才会上交到招领处，招领处因受上网条件限制只能一月上传一次信息，结果，即使联系到失主，东西也没用了——失主该补办的都补办完了。

　　“招领处的工作实际是在萎缩中。”在陈卫民来到招领处之前，这里有一个正科两个副科，在他接任时，已经不存在副科的编制了，人数也只有14人，经过2000年后2003年的机构人员下沉（下到分局、派出所）和退休，人数变为现在的5人。

　　“现在收的东西少了，跟人少也有关系，像以前我们有两辆车，人也多，有专人跑外联到各单位进行宣传。”因为人少，现在招领处的工作分工已经不明确了，很多事情需要五个人一起来做。

　　即便这样，还经常因为临时任务而被抽调人手。2005年的春节，招领处只剩下陈卫民和王运宗两个人，轮流值班了一个多月。今年夏天，张金陵还会被抽调一个月，押送未成年人回家乡，去年被抽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刘卫民。

　　“招领处有三老，房子老、东西老、人老。”崔宝林说，以前招领处的家具上面还雕有毛泽东诗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的家具也多是上级机关换下来的。

　　“你采访我们这里一般上面都会同意，这里需要宣传。”王运宗说，“精神文明建设是提倡，但它是个软指标，花很大的力气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立功的，历史上就没有三等功，二等功更不用想。”王运宗说。

　　现在的招领处，来人稀少，有时一天来不了一人。那种各界人士来参观的热闹景象早已经不见了。王运宗说，“为了密切警民关系，几年前招领处还主动联系学校来这里参观，对方也没有直接拒绝，但后来都没有来。”

　　陈卫民讲，有一次，一个三年前丢东西的人走了进来，询问招领处里是否有他丢的东西。并不是因为他找东西找了三年，而是在路过这里时才发现原来北京还有这样一个机构，于是就进来问问。

　　知道北京有这么一个专门管理捡拾物品的部门的人，已经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