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敌湘西

　　一九三五年，九·一八事变的第四年，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北和把冀东各县划为非武装区之后，按照它灭亡中国的既定方针，又发动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想制造第二个东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民族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亲日卖国的蒋介石独裁政府不仅不支持这一正义斗争，反而集中几十万大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这一年的九月，他们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迫使红一方面军退出江西，跨过金沙江之后，又调兵遣将围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领导的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企图消灭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六军团。

　　敌人来势凶猛。蒋介石的宜昌行辕主任、敌湘鄂川黔“剿匪”总司令陈诚把他们的精锐——“中央军”樊崧甫和汤恩伯纵队以及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共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放在东面，担任主攻；把湘鄂军阀何键、徐源泉和川军郭汝栋部共五个纵队十六个师四个旅放在其他三面，敌军的总兵力达到一百三十个团，超过了任何一次“围剿”动用的部队数，比二、六军团多十几倍。九月底开始进攻。

　　据说进攻前，蒋介石把陈诚叫到武昌，气鼓鼓地训斥一番，上半年你出师不利，丢了我的面子，贺龙用兵神出鬼没，这次要格外小心。陈诚，这个倍受“总座”赏识，被视为智勇双全的鹰犬，双脚跟一碰挺着胸脯向主子表示了决心。

　　陈诚，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一方面军退出江西时，从第五次“围剿”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岗位上调到宜昌来的。当时，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领导下挺进湘西，用运动战的打法，连连取胜，严重地威胁着他们追击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的侧后安全，为了解除后顾之忧，蒋介石把他放在宜昌。他原来以为号称十万人的中央红军都可以对付，一万一千人的红二、六军团又算得了什么！他调集湘鄂两省的十一万大军，从第二年年初打到年中，没想到辛苦了半年，不仅没能消灭二、六军团，反而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整师整旅地被人家吃掉，最后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二、六军团既箝制了蒋介石的十一万大军，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又恢复和扩建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有了上次的教训，陈诚这一次不得不更加谨慎，在战略上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在战术上实行堡垒主义的打法，沿途修筑大量碉堡，每天只推进三、五里路，还派出了飞机，对攻击目标狂轰滥炸。

　　对于蒋介石组织的这次新“围剿”，经验丰富的贺龙总指挥早已有所预料。九月间，他把二、六军团主力从津市、澧县一带撤回根据地内部，使樊崧甫纵队和孙连仲的部队一开始就没捞到便宜。

　　回到桑植以后，贺总指挥立即着手调查敌人的兵力部署，研究他们的作战特点。

　　十一月四日，桑植刘家坪二军团指挥部暨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的木楼前拴着十多匹马，一群警卫员小鬼在阳光下亲昵地靠在一起聊天，屋子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省委和军委分会的首长济济一堂，正聚精会神地分析局势，商讨对策。桌子上铺着忠堡战斗缴获的那幅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烟草的香气弥漫着会场。

　　这次会议，是十月间渡水坪、热水溪会议的继续。会议讲座得很热烈。在听了参谋长李达介绍敌情、前方作战情况和与会许多同志的意见之后，蓄着一字胡、目光锐利的贺总指挥习惯地用烟斗敲了几下桌子，开始讲话了。

　　“这回要歹好，就要走远一些”，他的意见一出口，就引起全场的注意。别看他没有读过几年书，可是很善于分析和思考问题，讲起话来总是思路清晰，头头是道，早在洪湖的时候，“短胡子”的嘴就出了名。他说，陈诚上一次被我们用运动战的办法打败以后学乖了，这次既运用了在江西对一方面军作战的那套经验，又总结了上次失败的教训，部队密集，纵深配置，互相掩护，步步为营。我们如果还用上次的办法，在根据地附近周旋，很可能要受到敌人前后部队的夹击。当然，既使是这样，打上几个好仗，取得战术上的一些胜利也是可能的；不过，要想得到战役上的大的胜利就不很容易。如果我们长时间在敌人中间周旋，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得不到休整，是会吃亏的。所以，我主张走得远一点，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同敌军较量。如果能消灭他一股或几股，还可能回到现在的根据地来；假如不行，就到黔东去创造新的根据地。

　　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在讲这些意见的时候，完全不看桌上的地图，而能把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道路说得不清二楚。这些地方，他早年都去过，他的脑壳就是地图。

　　他的讲话从调查研究出发，既吸收了大家的正确意见，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符合年初中央的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博得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贺龙虚心地向任弼时和关向应征求意见。请这两位先后来到他的部队的党中央代表作“指示”，任弼时政委高兴地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操着浓重的汩罗口音说：“贺老总的意见好，我看莫得什么问题。我们二、六军团在过去半年多的奋斗中锻炼了自己已经向着红军铁军的道路迈进了！相信在党和军委的领导下，可以战胜敌人新的‘围剿’。”满族人关向应副政委，点点头同意贺龙的讲话，没有补充意见。会议决定，二、六军团突围向湘黔边境转移，寻机歼敌，争取返回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或者到黔东石阡、镇远和黄平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

　　战略方针制定了，任务明确了，可是怎么突围呢？敌人四面包围，前后几道防线，搞不好被拖住，后果就严重了。选准突破口，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突围方案，这个关键性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贺总指挥的肩上。

　　十一月四日会后，贺龙发出了三道命令：一、红二、六军团分别集中到刘家坪和瑞塔铺整训，演习抢渡江河；二、各部队迅速轻装，安置老弱伤病人员；三、桑植和鄂川边独立团、营编为第五和第十六师，列入二、六军团建制。

　　“快要突围啦！”同志们不约而同地预感到了，可是，究竟向哪里突围，贺总指挥守口如瓶，并不透露。在那些日子里，他骑着马，带着警卫人员，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检查突围前的准备工作。

　　一天，他来到供给部骡马队，站在门口喊“老把势”。胡子拉碴的老队长刘金魁急忙跑了出来。

　　“哈哈，是总指挥呀。你又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啦，这回可没得岔子好找！”

　　“没有岔子是应该的，哪个故意找你的岔子嘛！”贺龙装出生气的样子白了刘金魁一眼。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在刘金魁的陪同下，贺龙走进马厩，一会儿搬起马腿看看蹄子磨偏了没有一会儿摸摸背上打破的地方长好了没有；还过细地检查了鞍具、箩筐，动作熟练、内行，检查后满意地点点头。刘金魁，澧县人，五十来岁了，从一九三○年就在贺龙的部队赶牲口，别看他比贺龙大好多，可对这位总指挥精通驭运的本领，一向是从心眼里惊叹折服的。最近他还给运输队的小鬼讲了一个故事：两个月前，他赶着牲口随大部队从澧县撤出来，走到王家厂街上，贺龙正在一家地主院坝里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研究情况，根据蹄子的响声隔着墙就听出是军团的运输队，对身旁一个鬼说：

　　“俺们的运输队上来了，你去把老队长给我喊来。”

　　那小鬼出门一看，一点不错，果然是刘金魁赶着牲口，就把他喊进院来。

　　“总指挥，你喊我有事吧?”刘金魁进院后问。

　　“老把势，你这个责任心怎么搞的?是不是有点不强了！”贺龙手拿一把特大的蒲扇，很随便地坐在屋檐下的石阶上。

　　“总指挥你这话我听不懂啊。”

　　“不懂？你的牲口掉了掌为什么不钉！”

　　“不能吧，从没州出发时检查过啦。”

　　“检查过啦？你出去看看，第四匹牲口的前掌还在不在？”

　　刘金魁马上跑出门去看，哎呀！第四匹牲口果然丢了一支前掌。

　　“牲口掉了掌，总指挥隔着墙都能听得出来，我整天跟牲口在一起，怎么就不知道呢！”他惭愧得举起拳头打自己的脑壳。

　　打从这件事情以后，老队长照看牲口更专心、细致了，他常对小鬼们说：“要向总指挥学习。总指挥爱护部队的骡马，爱护部队的装备，是我们的榜样啊！”

　　省委和军委分会召开干部会议后，贺龙命令六军团第十八师向湖北来凤方向出击，动作越猛越好。

　　十八日，他下令二、六军团主力以急行军速度向东疾进。

　　两支队伍象离弦的箭，朝着相反的方向飞驰而去。两军团主力越过了教子垭，穿过了中湖……

　　“噫，这是往哪里开哟?”

　　“眼看到慈利了，是不是去打樊崧甫？”

　　“摘不好是奔袭他的司令部！胡子指挥打仗，经常突如其来地捣毁敌人的指挥机关，这叫猛虎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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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里，一些干部、战士小声地议论着，揣测着，可谁也闹不清总指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他们都坚信：听胡子的，听总指挥部的，绝对不会钳。

　　队伍穿过了火烧桥，通过了湾峪，走的净是荒山野岭，没有遇到大的抵抗，第二天夜晚风雨交加，先头部队来到溶木北民这里是湘军李觉纵队和当地保安团防区的结合部，经过激战批男了封江碉堡，大队人马抢渡过了漫水。过江后继续南近第三天夜晚渡过沉江，冲出了敌军封锁线。这时战士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贺总指挥要主力向东向南疾进是瞅准了敌人防守上的薄弱环节。那支向西打去的队伍——十八师，是留在根据地箝制敌人的。

　　贺龙的这一着，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陈诚和他的高参们估计二、六军团可能向西，向贵州方向转移，所以征西边摆的队伍最多。南面，因有没、沉两道江问阻给部队运动困难，就少放了些兵。没想到，贺龙偏偏选择敌人缺少准备的南面作突破口。临时派兵堵截已来不及了，第四天上午二军团大队人马在上岩口过江时，陈诚派出的飞机刚刚赶到，五、六架嗡嗡叫的怪物轮番投弹，湖面上升起翻腾的水柱。贺龙坐在摇晃得很厉害的船上，叼着烟斗悠闲自得地冲着敌机喊道：“现在才来送老子啊，迟啦！哈哈。”

　　正说着，一架飞机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向下俯冲了，机头恰好对准军团指挥部的几条船。“哒哒，哒哒！”敌机扫射了。

　　“不好，那条船被打中了！”有人喊了起来。

　　只见前面船的格断了，失去控制，随波逐流向下漂去，总指挥勃然大怒猛地站起来，夺过警卫战士手中的步枪，举枪就射。一边打，一边喊：“叫你冲，叫你冲！”在总指挥的带动下，各条船上几十支枪一齐开火，敌机害怕了，一溜烟地向高空逃去。

　　“对付飞机这种怪物，躲不他要几你越躲，它越发疯，拿起枪来一打，哈哈，它就象狗一样夹起尾巴跑啦！”贺龙又点燃烟斗，同周围的人说笑起来。

　　宜昌行辕的大楼里，陈诚接到湖南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拍来的电报，当看到贺、肖共军全部渡过沅江时，急得目瞪口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过后眼珠子贼溜溜地一转，大声喊叫起来：“撤李觉的职，叫湖南写报告，快！由我们转报总裁！”

　　李觉是何键的爱婿，哪肯当陈诚的替罪羊，很快把他和何键司令部多次扣给宜昌行辕反映大府慈利间兵力单消，要求增派部队的电报端了出来，搞得陈诚更加狼狈。

　　后来，蒋介石为了维护行辕其实也是维护自己的成民觉记大过两次，把陈诚叫到南京骂得狗血喷头。

　　二、六军团突围后将向哪里发展?敌军营垒中猜测不一，有的说可能经沉陷“回窜”龙山、来风有的说大概要入踞湘黔边，……总之，他们估计向西发展的可能性大，可是贺龙偏偏指挥部队南下，进入湘中，到十一月底，攻占了淑浦、新化、浦市、蓝田、锡矿山等地，控制了湘中广大无堡毫地区。

　　湘中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占重要地佐，是湘敌的腹地。二、六军团捅进湘中，对敌人震动极大。湖南报纸惊吼“共军深入腹地，危及根相”何韶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反动派的会议，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跑到老蒋的官邮请求派兵“驰湘协剿”。老蒋也慌了神，叫陈诚立即设法。陈诚就下令樊超甫、李觉、购广、郭汝栋四个纵队火速南下。可是，等这些部队从桑植、龙山赶到湘中的时候，二、六军团已经休整一个多星期了。这一年郴巾的收成好，金灿灿的斩谷堆满了地主老财的仓。二、六军团在湘中筹粮筹款，大张旗致地宣传反蒋抗日，动员人民群众参军，肖克等领导人搭台演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除得到大批物资外，仅新化一地，七天之内就扩大了一千多名新兵。王震在锡矿山也扩来了几百名产业工人。

　　十二月初，樊崧甫纵队追过沅江，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请肖克、王震到溆浦，布置围歼这一股凶恶的敌人。贺龙亲自带领二军团主力运动到樊军侧后，准备第二天趁敌军行进时侧击，不料樊敌突然改变计划，并提前占领了防御阵地，侧击没有搞成。这时，李觉、陶广纵队陆续赶到，形势乙不允许二、六军团继续同樊敌周旋下去，他们选决定甩开敌人，向石肝、镇远和黄平地区转移。

　　怎么个转法?石吁就在二、六军团驻地柳溪、桥江的正西，是不是即刻组织部队西进?作战参谋去请示贺总指挥。贺龙笑着摆摆手，论“不，继续向南。”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指挥下，二、六军团又向南行动了十天，从柳溪、大址坊、桥江一线，移到岩山、洞口和石下江，几乎闯到了邵阳的城门口。这一下，又把蒋介石和陈诚搞胡涂了，他们以为二、六军团要进窥湘南，重占六军团活动过酌郴赣根据地，急忙发报给汤恩伯，叫他从湖北宜都连夜赶到邵阳堵截。又命令樊、李、陶、郭四个纵队挤命追赶。还要求邵阳地区历有的保安武装投入战斗。驻邵阳的敌第六区保安司令只有两团人马奉命在城西巨口铺构筑工事，说准备“截击窜匪”，可是没等工事修好，听一个过路人说，贺龙的队伍向这边开来了，就一窝蜂地向县城逃去，过资水时官兵互踏，狼狈到了极点。城里的豪绅官吏看到军队如此慌张，以为邵阳肯定保不住了，纷纷逃向长沙，一时“搬物迁逃者满城皆是”，汽车站挂号搭车的竞有千人，出尽了洋相。

　　其实，贺龙并没有打算进占湘南，他在这十天当中天天查问侦察部队：敌人追兵进到什么地方了？一到宿营地点，参谋长李达就打开地图看啊，同他说啊，有时两个人还争起来，声音蛮大。到了第十天，当他们看到樊、李、陶、郭纵队部被牵着鼻子进入了湘南山区，而这一带山高谷险鸟道羊肠，素有“兵不能方阵，马不能转蹄”之说，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几个人一合计，一致认为是时候啦，就下令：西进！于是，二、六军团猛然间改变方向，向湘黔边境急速前进，招大部分迫兵甩在了后头。经过一两仗，胜利地跨进了黔东。

　　施计黔东

　　一九三六年一月，黔东连降大雪，天寒地冻。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占据湘黔边境的晃县和玉屏，在芷江以西便水重创李觉纵队的追兵，挥师西进，攻占了江口和石阡两座县城。二军团指挥部移驻石阡。

　　贺龙一进石阡，就把参谋长李达请来，对他说：“赶快把侦察部队派出去，摸黔东敌军的变化，不弄清这一点，不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李达的实战经验很丰富，在行军的路上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回答说：“我正打算这样做呢。”说完，转身到侦察科布置工作去了。

　　李达走后，贺龙又叫警卫员去喊五师十四团团长肖美成。肖团长四十多岁，人长得瘦瘦的，曾是二军团便衣队长，有一种特殊的本领，熟悉三教九流，懂得行帮暗语，善于与各种身分的人交往，能够来去自如地进出敌人占领地区。长征前他领导的便衣队有几十名队员，即是从部队里选挑的有着上述特点的人。贺龙很重视发挥他的特殊作用，从一九二八年建立便衣队以来，经常派他刺探敌情，有时甚至代表红军同哥老会头头、土著武装领袖以及反蒋的白军弟兄会面，做统战和策反工作。

　　“报告！”肖美成已经来到门口了。

　　“进来。”

　　“总指挥找我?”

　　“烟灰，来来，坐下。”贺龙叼着烟斗亲阴地喊着他的绰号。“听我说，你这就带几个有经验的老队员到石肝街上的酒楼、茶馆里，同那些哥老会的、跑单帮的，当衙役的人抽烟、吃茶、摆龙门阵从他们嘴里掏出周围敌军分布的情况和实力，越快越好。”

　　“这好办，我们马上就执行。”肖美成笑着敬礼走了。

　　在这之前，贺龙吩咐电台的同志向红军总部发报，询问黔东敌军情况。又派郭鹏师长带人去侦察。

　　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是二、六军团转移预定的目的地，这里的情况订计划时已经作过了解，又是贸总指挥亲自提议转移到这里来的，现在已经跋山涉水来到石歼，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占领镇远、黄飞兵贵神速地打开局面?反而要花很多功夫重新调查敌军的部免这氓有没有必要，会不会耽搁时间错误战机?司令部有的同志有不同看法，心里发急。贺龙知道有人不理解，就在同参谋人员研究问题时，耐心地启发诱导论“战争中敌对各方都在不停地变吁。一方变了，他方就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随着变。哪一方阻不上这种不停的变化哪一方在交战中既要吃亏。我常讲我们大家都要鬼一点，就包括随时注意查明敌军变化这个意思。”他又说：“大家想一曲我们离开湘西已经一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敌人起初可能搞不清我们要进贵州，以为我们要南进、东进，可是当我们在湘南甩开放人调头西进时，他们就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难道不采取新的措施改变他们原来的部署吗？我们在指挥机关工作，就要多超这些氧主动地替领导分拆形氯出谋划策。”

　　为了使大家真正懂得随时掌握敌情变化的重要，贺龙给大家讲了湘鄂西斗争初期的故事。他说，一九二八年夏天，湘鄂西红军还处在初创阶段，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成工农红军第四军总共不过一千五百来人，缺枪少弹。湖南省委和郴西特委要我们东进石门，联络临浚、澄县、公安、石首、华容、南县的力量，进攻常德。我以为石门的敌情，春天过路时才了解过，

　　问题不大，就没有派人专门去侦察。结果到了那里才匆道，敌人已经增调两个旅对付我们，他们破获了湘西特委的机关，提前知道了我们东出石门的讣肌在我们要去的地方预先埋伏了军队。于是，我们辽吃败仗，军参谋长黄整、师长贺锦斋先后战死，团长刘达五双腿打阮我和党的前委陈协平等也差一点被堵在屋里，全军损失人员十分之八，只剩下二百多入狼狈撤回了堰坝山区。另一次，由于把敌人的情况调查得很清落打了一个很漂亮的歼灭战。那是一九三○年春天，我们攻打湖北五峰的反动堡垒——湾潭孙峻峰团，虽然根据地的农民自卫军刚打过不久，情况我们大体都知道，可还是到湾潭附近作过细的调查，并且特意派军参谋长董朗化装成卖洋磁碗碗的，拿着拨浪鼓，上山探路，象“三打祝家庄”事先探查盘陀路那样，把情况模了个一清二楚。然后，一个夜袭攻上山去，当然进攻前还要了一个假动作，佯装撤军，麻痹了刘方一下，半夜里上山就十分顺利了，一下子搞掉敌人的指挥中枢，孙峻峰父子想跑，全被打死在山沟里。同志们听了，受到很大的启迪。

　　几天以后，侦察科、便衣队、郭鹏和电台纷纷报来调查结果。电台的同志说，红军总部拍来了敌情通报，说驻贵阳的薛岳部队郭思演纵队奉蒋介石的命电已经全部开进黔东，九十三师甘丽初在镇远；二十三师李必藩在余庆，九十九师傅仲芳在岭巩，警备旅杨其昌在三执肖美戊从洒搂、茶馆搞来的情报面最宽，四面八方的情况都有了，也最有趣，如说遵义有个好司令，好白日作梦(郝梦龄)，从四川过来的，最近把队伍开到了思南；从湖南来的樊司令和郭司令的队伍到了乌江东，整天修工曳陶司令到了印江、松桃、沿风说要筑起三道防线，不让贺龙、肖克回桑植、龙山。很显然，黔东敌军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六个纵队正在二、六军团的前后左右加紧构筑新的包围困。在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看来需要改变了，否则，冒冒失失地打，同郭思演的人马扭在一起，其他三面敌军再围上来，就不好办了。摸清了黔东敌军的现状同志们才深深感到多亏贺总指挥高瞻远瞩，料事如神，使二、六军团又避免了一次新的危机。

　　敌人的部署既然改了，我们的计划应当怎样变呢?一月十九日，在石阡天主教堂里召开了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席会议，详细讨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贺龙提出路过乌江向黔西、大定、毕节进军的方案，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他说，黔、大、毕北靠四川，西接云南，南扼黔小，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物产丰富交通不便，去年红一方面军到汝田有很大影响，敌人的统治力量又弱，我看是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比较适合的地方。敌人估计我们要到黔、大、毕去，他们害怕我们这样做，在乌江两岸摆了三个纵队，撒了一张大网，想捞我们的鱼。还怕我们，回桑植、龙山，叫陶广跑到北面纵深布防。敌人就是不怕我们向南打，南面有广西李宗仁的军队助战，可以夹击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牵着鼻子走，要去黔、大、毕，但不能被他们堵在江边。那么怎么走呢，我和李参谋长研究了一个办法，请李参谋长给你们说。

　　李达操着一副陕西口音接上去说：“贺总的意思，我们不向西，不向北，也不向南，而是向西南，对准余庆的李必藩，从河坝场和龙溪之间冲出去，佯攻贵阳城。贵阳，是黔敌的老窝，国内国际影响都很大，可眼下差不多是一座空城。郭思演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附近的兵力拉回省城保驾，江防力量必然受到削弱，我们则乘机枪渡鸭池河，过到黔西那面去……”

　　同志们听了，都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能成”。在大家集思广益补充了一些重要措施之后，贺龙的方案通过了。会议决定，由李参谋反制定二天行军计划，一月二十号从石阡出发，二十一号通过问坝龙淫间碉堡封锁线，二十二号到松坪。

　　这次战略行动进展顺利。部队按时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第四天到猴场，第五天占瓮安，第六天到牛场，第七天占平越，第九天袭占龙里洗马河，离贵阳只剩下六、七十里路了！这一下形势大变，二、六军团由被动变成了主动，敌人由主动变成了被动。蒋介石在西南地区的代理人、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刚刚飞到贵阳，骤然遇到这个“险情”，急得手忙脚乱气急败坏地命令郊思演往贵阳调兵。二十六日，二、六军团占领平越，离贵阳还有百里，省城即宣布戒严强迫城中居民出城修筑碉堡。还星夜派人跑到广西向李宗仁求救。贺龙趁敌人混乱之时，下令各部队向西疾进，准备抢渡鸭池河。

　　我们变了，敌人也随着变。一月三十日、当贺龙率领二军团总指挥部走到贵阳郊区新铺时发现了新的情况。电台队从敌人发出的电报中得知郝梦龄纵队的三个师已经奉命由遵义南下，堆备迎头拦截二、六军团。这时，敌二十三师和贵阳城的两个保安团从后面尾追过来。

　　“不行，不能让郝梦龄南下，必须把他滞留在江北。”

　　贺龙运用定调动敌人的拿手好戏。这是他多年来指挥作战很高妙的一着，他要想让敌人前进，敌人一般不会不论他要想让敌人向左，敌人一般不会间右。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湘西永顺县，他用佯装撤退示弱于敌的战术，诱使敌人出城走了几十里，钻进他预设的口袋十万坪谷地，一举被歼灭了两个整旅。这一仗威震湘西，史称“龙家寨大捷”。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湖北宣恩县，他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把放纵队司令张振汉率领的三个旅和一个师部诓出来凤，忠堡一仗，全歼其中一个旅并—个师机活捉了张振汉本人，史称“忠堡大捷”。这次，贺总指挥又怎样叫郝梦龄听令，迟滞在遵义地区呢？他把自己的“锦囊妙计”对任弼时、关向应和李达等说了，几个人一向摔腹大笑。李达随即通知奄部队：折向西北，攻扎佐，占修文，准备打息烽，进遵义。二、六军团行动方向一变，敌人马上产生了错觉，以为贺龙真的要走去年红一方面军泛征肘的老路，立即通知郝梦龄停止南下，就地构筑工束，准备阻击，务必不使红军进到乌江以北。正当这位喜欢白日作梦的纵队司令带领他的部下在江北辛辛苦苦挖壕筑堡的时候，贺龙发出号令“后卫变前卫，目标镇西卫(今卫城)！”队伍一下子调头一百八十度，朝乌江东岸鸭池河渡口扬长而去，把郝梦龄远远甩在了后头。

　　山道上人喊马嘶，铁流滚滚，二、六军团的大队人马正在争分夺秒地西进。贺龙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骑兵警卫跃风驰电掣般从北面跑过来了。他是去修文组织四、五两师拦击敌军二十三师，接应六军团战友的。大概是跑热了，他敞着怀，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帽沿掀起老高，头上冒着腾腾热气。到了修文，他立刻组织四、五两师投入战斗，敌人遭到迎头痛击，不敢尾追六军团。贺龙重新回到修文，通知前卫六师迅速抡接鸭池河。

　　鸭池河，是贵州中部乌江上游一段水域的别名，江面宽数十丈，浪大流急，两岸山高岩院，滩头狭小，木船又全被敌人拉过西岸，极不易渡。六师一面组织精干的侦察队趁天不亮模掉敌人设在河东的前哨连；一面要十八团派部队绕到下游几十里地方越过铁索桥，插到渡口守敌背后，割断了他们与黔西城里敌军的联系。第二天早上，河东河西两面夹攻，守敌退缩到山包顶部，六师主力趁势打过河去。控制了两岸渡口后，架起浮桥，二、六军团依次过河。

　　贺龙率领四师到达镇西卫时，六师、五师正在渡河。贺龙跨过鸭池河，进入黔西城，开始了创造黔、大、毕临时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斗争。

　　心挂群众

　　二月五日，二、六军团全部进入黔、大、毕地区，尾追的敌军被隔在鸭池河对岸，东面的战事稍有松懈，但北面的军情又紧急起来。蒋介石从四川綦江抽调来的中央军万耀煌纵队占据了东北面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

　　贺龙决定迎击，他把六军团长肖克请到黔西城里王成波商栈——二军团指挥部，对他说：“黔、大、毕是新区，我们头脚跨进大门，蒋介石后脚就撵来了。你带上十七师到前面顶住，我和任、关留往后面指挥。你到那里以后要见机行享，能击退就击退这股敌人，不能击退队也要想办法迟椭他们的行动。”肖克军团长信心很足，当天就挥师北上了。贺龙只把六师的两个领导干部郭鹏、废汉生找来，要他们带队到恩桃坪以北布防，配合十七师行动。又派五师一个因策应。

　　这次，二、六军团布置及时，指挥得当，十天以后肖克在大定将军山一举歼灭了万耀煌的先头部队六个连；六师在黄家坝击溃了郝梦龄的先头部队，给敌人狠狠敲了一棒，迟游了他们的进攻。

　　在黔、大、氓贺龙除指挥二、六军团迎击敌军外，他用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抓了开辟临时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和指导部队扩兵、休整等工作。

　　二月六日五师袭占大定危他在大定就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液殴省革命委员会主瓶并以他和副主席陈希云等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滨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宣布本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省广大人民的临时革命政府”，要“发动、团结、组织全民族的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力量，参加抗日反蒋的革命战争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武装队伍(如不愿受蒋贼压迫而携械散在山林之白军二十五军官佐士兵及民团绿林与一切反蒋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律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联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于蒋介石，以扩大民族解放战争。”还颁布了武装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等七条施政方针。

　　二月九日，十六师占领毕节后，在中共员州省工委的帮助下，他又和省委的负责同志一道组织“抗日救国会”、“人民抗日大同盟”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等革命群众组织，吸收贵州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所贵州省副主席、同盟会元老周素园担任抗日救国军司令任命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为参谋长。

　　同时，还派出了大批抗日工作队和宣传队，用演戏、跳舞、唱歌、讲演、写标语等形式，在城市、农村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的罪行。通过宣传和组统有五十多个区、乡建立了游击队和土地革命委员会，五千多青年踊跃参加红二、六军团，壮大了革命力量。

　　贺龙很关心这里的群众工作，牵挂着贫苦百姓的饥寒。每次工作队和宣传队下乡，他都嘱咐他们关心群众生活，指示他们尽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固难。他发现问题快，分桥问题深，处理问题及时、果断。有一次，从大定瓢儿井和八堡一带回来的宣传队员汇报情况，贺龙去听了，当一个小同志说那里有的老百姓手里还拿着江西苏区用布印的钱票久他立刻想到，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愚关系着这些百姓的安危，国民党一旦回来发现，他们是会被杀头的。教会危马上吩咐供给部带上银元到那一带一对一地兑换过来。后来，黔西和毕节的一些地区也发现了这种情况，贺龙又吩咐供给部去兑换。几千块银元，象流水一样地换出去了！这些银元是冒着枪林弹雨从湖南驮运过来的，是二、六军团一万八千人马的粮协供给部肋同志十分心疼，就委托副官处的一位同志跟老总说说，不要再往出换了。这位同志估计老总不会同意，但又想既然受别人嘱托，总得试试。贺龙一听就火了。

　　“什么？不是我们丢下的就可以不去管吗？！我问你，共产党在中国有几个？”

　　“一个。”

　　“这就对了嘛，红军有几支而党只有一个，我们是共产党员，应不应当一家人说两家话？”

　　又说：“红一方面军去年在这一带打得很苦，一定是临走时来不及兑换，要么就是带的银元不够了，才留下这些布票子。我们如果不管，老百姓可要遭殃啦。我们这些人出来革命是为了什么呢，是为我们自己吃饱穿暖吗？不是。是为解放老百姓，既然为老百姓，花去几千块银元算得了什么呢！你去告诉供给部的同志，用他们万里奔波驮运来的银元保护了贷州老百姓的脑壳，这是他们做的一件大好事，发挥了银元应有的作用。今后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不要光想我们自己。”后来贺老总继续坚持在黔、大、毕用银元兑换江西苏区的布票子，总共换出了一万多块。

　　贺龙多次到红军学校，到部队的供给部、卫生部去检查工作，看望干部、战士和伤病员。每到一个单位，他都要进战士们的宿舍，亲自摸控地铺上的稻草够不够厚；问问大家伙食怎么样，吃得饱吃不饱；问问新战士想不想家，脚上打得泡会不会挑。指示部队抓紧时间筹粮筹款，编织草鞋，采办药品，维护好干部、战士的身体。勉励大家团结友爱，艰苦奋斗。有一天，他在二军团供给部听工作汇报，临走时想起在修文遇到的那个小通讯员，问道：“过平越时腿被牲口砸伤的那个彭伢伤势怎么样了？骨头有没有问题？肿消了没有？还敷不敷草药？……”问得很具体，供给部的领导答不上来。晚上，彭伢参加运粮回来听说贺总指挥亲自来探问他的伤情，两行热泪顺着脸颊不住地淌。新参军的几个小鬼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围着彭伢问：“是不是腿又疼了？”小彭伢摇了摇头。“是不是过新年想家里的亲人啦？”小彭伢继续摇头。“那是为什么呢？”在这帮小鬼的一再造问下，彭伢坐在地铺上抽泣着讲出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两年前我是四川酉阳一家地主屋里放牛、看小孩的娃子，实在忍受不了打骂，偷着跑了出来，饿昏在路边。贺老总带着红三军开过来了，看我可怜，叫警卫员把我托上马背，我这才活了下来。一个月前，部队过平越，山路被冰雪覆盖着，我怕牲口打滑，扶着它走，没想到一齐摔倒了，砸伤了我的腿，肿得有小桶粗。当队部队正在急行军，敌人二十三师在后面追着打枪打炮，响得嘎嘎的。领导上派一个班长替我背东西，互助我，我们两个天不亮就爬起来，中间不敢休息，一直走到天黑，可还是落在了大部队的后面。眼看要被敌人赶上，抓去，急得班长背着我跑，可又能坚持多久呢。正在一愁莫展的时候，贺老总带着骑兵警卫班来了。他问明情况后，不由分说地要警卫班长把我扶上马背，带到修文。又瞩咐他族权贺勋臣老人提着马灯上山为我采药，半夜里给我扎梅花针……我的命，两次都是老总给拣回来的，今天他又来看我，我怎么能不激动呢？！”小鬼们听迷了，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的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有的小声说，“红军的大官原来这样好！”不知什么时候，供给部的政委陈希云走了进来，坐在了他们身旁，听了彭伢的回忆，他感慨地说：“在我们这支部队里，被胡子救过的何止你彭伢一个哟，就我所知，现在还活着的，四师的宁伢，电台的李伢，宣传队的龚伢，司令部的覃伢，都是嘛！”他扳着指头一连数出了二十多个。“噢，对了，”他又说：“咱们五师的前后两位师长，贺炳炎、王尚荣，政委谭友林，也都是被胡子救下来的人啊。胡子这个人，心里装的，除了党，就是干部、战土、群众，他是爱民如父，爱兵如子啊！”

　　巧渡金沙

　　二月下旬，樊崧甫、郝梦龄、万耀煌、郭汝栋四个纵队逐步逼近，龙云派孙渡纵队在黔滇边堵截，刘湘把杨森和李家钰的二十个团摆在川黔边界，他们妄想歼灭二、六军团在黔西高原。贺龙放弃毕节，与敌军周旋在黔滇边境的乌蒙山中，经过以则河、则章坝和财神堂三仗，从樊崧甫和郭汝栋纵队之间巧妙地跳出重围，绕道滇东进入了势西盘县——亦资孔地区。

　　盘县，古称宛温，位于南、北盘江之间，东邻安顺，西按云南，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自蜀汉以来一直是黔滇交通、军事要道。

　　贺龙率二、六军团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后，镇压了危害人民的负官和土豪；砸开了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穷苦百姓；在二军团指挥部驻地——武营头九天楼召开施贫大会，杀猪备饭，请“干人”聚餐。全城的贫民百姓自带碗筷欢聚楼前，载歌载舞比过传统节日还要热闹。盘县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武营门，人欢腾，

　　红军哥哥进了城。

　　打开仓库分谷米，

　　为的打富来济贫。

　　北门桥，河水清，

　　穷人天天盼红军。

　　盼得红军早来到，

　　打倒土豪和劣绅。

　　进占盘县后，贺龙一面部署兵力对付追敌郭汝栋和孙渡，一面和任弼时、关向应研究给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回电：

　　“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

　　贺、任、关之所以回这封电报，是因为他们到盘县前，半路上接到了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拍来的电报，要求二、六军团在“渡河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可设法渡金沙江”，“到雅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对于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的这种主张贺龙并不十分赞成，他认为：“革命，南边也要放一个，湘鄂川黔这么广阔的地区，应当留下一支红军主力部队。”他的意见，是从总的战略布局出发的，因而询问“朱、张”在整个战略上应当怎样。

　　无独有偶。当时不仅贺龙有不同意见，共产国际的代表体育英也从西北打电报给张国焘：“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二、六军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由于二、六军团与党中央久央电讯联络，共产国际代表的这些意见，贺、任、关等并不知道。

　　第二天，“朱、张”回电：“最好你军……北进，与我们汇合一向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贺、任、关立即将肖克、王震、张子意从亦资孔请到盘县共商大计。

　　他们考虑到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不久前也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朱、张”的来电代表了红军总部的领导意图，二、六军团作为红军中的一支主力，应当服从总部的调遣。所以，尽管盘县地区有利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也认为湘鄂川黔需要留下一支战略力量，以策应全国的革命斗争，还是决定“坚决北渡金沙江，争取于(与)中央红军会合”。(1)

　　四月初，贺龙率二、六军团撤离盘县地区，突破孙渡防线进入滇东，准备在元谋、龙街一带渡金沙江。

　　这一作战意图，不幸被敌人识破，蒋介石四月五日拍电报给龙云指出，红军的“目的仍在西昌会理”，任命龙云为“剿匪总指挥”，并派顾祝同飞往昆明，组织“黔旗各部分路追剿”。川军驻会理部队迅速出动。孙渡将二、六军团先头部队隔在普接河西，郭汝栋从东面赶来，企图围歼二、六军团于川滇边。贺龙命令郭鹏、廖汉生率六师立即由可郎返回六戛痛击孙渡的两个旅，后又派四、五师各一个团前往增援，使滇军受到严重杀伤，狼狈撤走，二、六军团先头部队返回河东。

　　六戛阻击战，粉碎了敌人妄想在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消灭二、六军团的计划，再一次给滇军孙渡纵队以沉重打击，使他们不敢穷追。这时，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敌军第一线四个纵队追得很紧的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放弃从元谋、龙街渡江的计划，改为从金沙江最西面的接口——丽江县石鼓渡口渡江。要想到石鼓，需要横穿滇西十来个县，怎样才能在敌军五、六个纵队围追堵截的环境中把两军团胜利带到石鼓呢？

　　这个难度极大的重担，不由分说地又落到了深孚众望的贺总指挥肩上。贺龙象在湘西和黔东两次突围一样，说说笑笑，全不着急，叼着烟斗笑咪咪地对值班参谋说：“通知各部队南进，目标昆明。”

　　“哈哈，又是一次猛虎掏心！”

　　四月十日，二、六军团先头部队闯进昆明境内，前锋到达城北沙郎。为了壮军威，吓敌人，部队黄昏前向空中发射了一枚信号弹，灰白色的烟云在夕阳中经久不散，全城居民有目共睹，有的达官显贵以为“天将亡我”，悲呼哀号，闹了一场虚惊。四月十一日，六师十八团攻占离昆明只有三、四十里的富民，全歼守敌，昆明震颤。龙云急得一会儿喊副官通知第九旅张冲赶来省城保驾；一会儿命令军官分校的学员全部上城墙守城。此时，虽然“中央军”樊思甫、万耀煌、郝梦龄纵队和受蒋介石指挥的湖南、四川队伍已经进入滇东和滇北，可是龙云有苦难言，不敢用他们保驾，生怕蒋介石重演去年借口追击红一方面举搞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故伎，整掉自己。

　　其实，贺龙和在黔中时一样，并没有打算攻占省城，只不过巧施谋略把敌军调进昆明，以便二、六军团直进滇西。

　　闪过昆明之后，二、六军团立即分成左右两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二军团为左路；肖克、王震率领六军团为右路，不顾敌机骚扰轰炸，日夜兼程向西猛进。贺龙下达作战任务时，第一、突出地强调要快，他说，“只有走得快，才能甩掉屁股后面的敌军，赢得渡江的时间”，第二、强调继续佯动，以真真假假的动作迷惑敌人，造成对方指挥上的失误。在他的指挥下，左路军连克楚雄、镇南(今南华)、祥云、宾川；右路军连克盐兴、牟定、姚安、盐丰。行军速度之快，把敌军先头纵队孙渡、李觉甩下几天的路程。当然，二、六军团自己也疲劳到了极点。打楚雄时，四师十团一夜走了一百八十里，第二天打响，战场上枪弹横它，敌机轰炸，而在路旁待命的干部、战土却呼呼地睡着了，团政委推都推不醒。

　　四月二十一日，左右两路军突然离开滇西大道，在北面的宾川会合，猛攻州城。这一行动成功地迷惑了敌人，因为宾川北邻永胜、华坪，那里有金沙江的传统渡口，地势开阔，便于大部队运动，与红四方面军距离又近。所以，二、六军团在宾川一全合，蒋介石就认定贺龙要在永胜渡江，马上派郭汝栋纵队从元谋渡江，抢先赶到北岸堵截；又命令孙渡、李觉和樊崧甫的人马沿滇西大道拼命追赶；自己还亲自坐飞机飞到昆明督战。

　　敌军这样一折腾，当然殆误时间，耗费力气。当蒋介石忙着调兵退将在永胜、华坪迎击贺龙的时候，贺龙却率领二、六军团大踏步地西进了。

　　二十三日，二、六军团占领鹤庆。贺龙命令前卫部队——四师十二团北进丽江，占领石鼓渡口，大部队暂留鹤庆，鹤庆靠近永胜，也是渡江的重要地段，距离不远的梓里铁索桥是古往今来构通金沙南北的要道。贺总指挥这一手，又给蒋介石造成了错觉，他以为二、六军团仍然准备从永胜渡江，于是没有改变兵力部署。他派出的侦察飞机和孙渡的先头部队也说贺龙将“从梓里渡江”。直到四月二十六日，他发现二、六军团主力到达石鼓及其附近地区，才如梦初醒，但关山阻隔，追击已经来不及了。

　　四月二十五日，贺龙同任弼时、关向应、李达、甘泗淇等到达丽江，司令部设在狮子山东麓翠文街，后又转移到江边的石鼓镇。石鼓是历史悠久的渡口，三国时诺葛亮率兵征南七擒孟获，有一路人马就是从这里过的江，至今留有诸葛岭、武侯坡等遗址。元世祖忽必烈大军南征，也是走的这条路线。这时，追兵已经被甩下三至六天的路程。江对面的藏族土官、国民党江防总指挥汪学鼎慑于红二、六军团的声威也已经撤离江边，逃往山上。贺龙到石鼓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部队沿金沙江迅速找船。当时，除四师侦察近在海洛塘找到一支来不及隐藏的小船外，其他船支均已摆过江东。为了找船，贺龙以第三路军总司令的名义亲自给鲁桥乡副乡长、纳西族开明士绅王赞贤去信，态度谦恭，礼貌待人，请他帮助解决渡河船筏。这封信后来起了重要作用，王副乡长慷慨献出了隐蔽在东岸的一条船，还替二、六军团找来了四名水手。

　　二十五日黄昏，金沙江和两岸的高山逐渐隐没在暮色之中，二、六军团渡江先锋团——四师十二团，由团长黄新廷带领十几名战士，于木瓜寨驾起那支在海洛塘搞到的小船首渡成功，接着，大队人马点燃火炬开始夜渡。过了江的队伍，一部分由黄团长率领沿深涧中的一条小路攀援而上，攻打格鲁湾；一部分由四师师长卢冬生指挥沿江继续找船，与六师在西岸找船的队伍并肩前进，不久又在格子、士可、余比达和羊犁石等渡口找到五条船。总共得到七条船，二十八名水手，还请木匠扎了一些筏子，于是，在东起石鼓西至巨甸的一百多里江边，二、六军团从木瓜寨等五个渡口全面展开了渡江作业。

　　为了保障镀江部队的安全，贺龙指示六军团周密地布置了警戒。由十六师在石鼓、石门关和红石岩等三处隘口设伏兵，准备随时抗击赶到的敌人。

　　经过四天三夜不停地摆渡，到二十八日晨，二、六军团一万八千人马从容不迫地飞渡了金沙天险。那天，当火一样的朝霞染红了江面和两岸山头的时候，二、六军团的一排号兵从士可齐声吹出了胜利的号音，接着，大江上下各部队的号兵都吹起了雄壮的军号，干部战士欢呼雀跃，颗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这一天的上午敌人追击部队中跑得最快的孙渡纵队刘正富旅蹒跚赶到，他们气喘吁吁地摸进石鼓镇，乱放了一通枪，连红二、六军团的影子都没有找到，所见的只是留在墙上的几条标语：

　　“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按宣威，送石鼓，多谢、多谢！”

　　“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刘旅官兵望江兴叹，哭笑不得。

　　雪山扶危

　　康藏高原平均海拔三四千公尺，山岭逶迤，雪峰林立，空气稀薄，气候严寒，有些山垭口高达五千多公尺，人迹罕至。红二、六军团，这支活跃在湘鄂川黔的“南围”部队，这支大部分指战员还身着单衣的工农革命武装，跨过金沙江，一踏上这块土地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严寒和稀薄的空气作斗争。

　　纵卧江东的哈巴雪山，是他们遇到的第一座冰雪世界。

　　四月底，贺龙率前卫四师从山的南麓攀援而上，山脚下古树参天蔽日，上到半腰时不见了大树，到了四千公尺的地方，就只有一种一尺多高的矮树。这种奇怪的矮树，从单个形状看，与山下大树没有多大差异，但却小得象玩具。四千公尺左右的地段，不仅树木长不高，鸟儿也飞不起，一些五颜六色的小鸟象山下生活的雉鸡喜欢钻草丛一样，藏在矮林里，人们的脚板踩到了它的面前才钻出来，沿着树帽滑翔，又钻进另一片矮林。继续往上走，矮林也没有了，只有小草，最后才是终年不化、没有生物、死气沉沉的冰雪世界。从山半腰起，风越刮越猛，气温越降越低。空气中的氧气越来越不够用，贺龙只觉得奇寒难耐，胸口象压着几百斤重的东西，张着嘴巴呼吸也喘气不赢。他当时已经四十整，比周围的同志要大十几二十岁，攀登冰峰雪坎时，警卫人员关切地向他伸出了手，倔强的他一把推开了：“我自己来！”

　　晌午，快到山顶时，东南方飞来了乌云，转瞬间狂风怒吼，山头上被刮起的飞雪几丈高，哈巴雪山顷刻淹没在昏暗之中。一会儿下起了冷雨，又忽然转变成鹅毛大雪。雪越下越大，风不停地呼啸，分不清哪是天上落下来的雪，哪是从地上刮起来的雪，哪里是路，哪里是沟，只觉得白茫茫的一片在眼前飞舞、旋转。指战员们你拉着我，我拉着你，互相搀扶，蹒跚行进，有的同志被锋利的冰壳划破了腿，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有的同志草鞋掉进雪窝，一时寻找不到，光着脚板行走。有的同志看不清路，一脚踩空，滚下山坡。有的同志早已冻僵，挂满冰雪的身躯向着前方重重叠叠的雪峰，样子象在继续前进。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前面传了过来：“同志们，将背包打开，把被子披起来！”山谷里马上响起了回声：同志们、同志们……将背包、将背包……打开、打开……

　　“响，是贺老总！”

　　指战员们还没有从雪雾中看到人，就已经从声音中辨认出自己的总指挥了。

　　贺龙裹着一条薄毯，迎着刺骨的风雪，双腿站在深雪里，向雪中行进的队伍在喊话。他的身上落满了雪花，眉毛、胡子全是白的，变成了一个雪翁老人，只有那双黑亮的眼睛闪耀出火一般的光芒。

　　“同志们加油！快到山顶啦，不要停下来，危险！”这又是他在喊。

　　“赶上去呀，总指挥在前面等我们呐！”队伍中传出了指战员们激昂的呼喊声。

　　在贺龙总指挥的鼓舞下，四师的大部分队伍胜利地越过了山垭口，向雪线下走去。经过翻越垭口的拼搏，大家都赶到疲惫不堪，贺龙总指挥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发现还有不少同志掉在后面，还没有翻过垭口，又毅然带上警卫员，牵上牲口，一步一喘地向垭口二次攀去。

　　雪停了，太阳渐渐偏西。山坡上，挤在一个雪窝里的八、九个负伤生病的战士心急如火，不要说在山上过夜，就是继续冻上一两个小时也肯定完了。正在他们以为会牺牲在雪山上的时候，垭口这边出现了几个移动着的黑点。近了，更近了。

　　“啊，是贺老总！”负了枪伤又患着重感冒的四师供给部通讯员曾云钦首先喊出声来，其余同志被喊声惊动，也撑起身子向外张望。当他们抹去眼里的泪水时，贺老总已经站在面前了，他戴着六角形的红军帽，穿着单薄的灰军装，腰间皮带上别着驳壳枪，身后跟着一个战士，牵着两匹骡子。贺老总仔细打量着这几个困在雪窝里的战士，样子是那样亲切，神态是那样慈祥。

　　“呀，这不是曾伢吗？”他认出了曾云钦——这个经常到军区指挥部来的通讯员。

　　“军团长……”曾云钦呜咽着喊了一声，再也说不出话来。

　　贺龙看着他们快要冻僵的样子，心里一阵阵发酸，但他马上笑了，打着手势诙谐地说：

　　“喂，同志们，这儿可不是休息的地方。大雪山，风雪猛，一坐下来要冻掉鼻子哟！”

　　这时候，黄昏的暴风雪来了。峡谷里狂风呜呜吼叫，有几处雪峰变得象豆腐渣一样疏松，嘎嘎地倾塌下来，发出惊心动魄的雪崩声。贺老总伸出温厚的大手，扶起坐在地上的同志，他们刚一起身，屈股下面的小水窝就变成了冰坨。

　　“瞧瞧！”贺老总挤挤眯缝的眼睛，指指冰坨，做了个怪样，把几个有气无力的小鬼逗笑了。

　　曾伢吃力地撑起身子，从腰间解下心爱的手枪和子弹，送给贺龙，难过地说：“军长，请您把它交给我们师的供给部吧，我……”

　　贺龙惊讶地看着他，摆摆手，拒绝了他的枪，仰头笑着说：

　　“曾伢，俺们红军可没有交枪的习惯呐！怎么，害怕了么？”

　　“不，这枪是一位战友临牺牲时交给我的，我不行了，应该……”

　　贺龙的笑声更高了，他摇着头，边笑边用大手把曾伢拖出雪窝，语重心长地说：

　　“枪，是你们用血换来的，有人在，没有枪可以再去换。可是你们的命，只有一次，哪个重要呢？”他在这八、九个战士的脸上扫了一眼，继续说道：“红军战士的生命很宝贵，人人都要爱惜，你们谁的生命都不许丢在这儿，枪也不许丢在这儿！眼看天就要黑了，你们要抢在天黑前翻过雪山，过了雪山，还有许多大事情等着你们呐!”

　　说完，贺老总看看坐骡，招呼一起来的战士说：“来，曾伢负了伤，感冒又很重，把骡子给他骑上！”

　　曾伢慌乱地连摇头带摆手，一迭声地说：“不，不不……”

　　“听话！”贺老总声音有些严厉了，一支大手抓住了曾伢的胳膊。曾伢使劲地往外挣，还不断地嚷：“不行啊军长。不行……”

　　“你就来吧！”贺龙总笑咪咪地用左手扶着曾伢的腰，右手托住屁股，双手用力一举就把曾伢放到了骡背上。接着，他沉下脸，有些生气地说：“老实点，不许闹啦！”

　　看着贺老总气喘吁吁的面吼，曾伢趴在骡背上失声地哭了。

　　在贺老总的指挥下，另一名重伤号也被架上了牲口背。

　　当两匹骡子的背上都坐好了人，贺龙牵起缰绳转过身，抱歉地对剩下的几个同志说：“骡子少，大家慢慢走几步，收容队马上就来。”又回头嘱咐那个战士：“你留下照顾他们，一个也不能丢下。”说完，大踏步地朝垭口走去……

　　傍晚时，部队在山半腰宿营了，贺龙习惯地在宿营区转来转去，查看战士们休息的情况。当他发现有些战士钻在冰凌的缝隙里避风，就开玩笑说：“你们会享福哟，住起‘水晶宫’来了！”当看到有的战士单独一个人休息，就告诉他：“蓬柴火焰高，几个人挤在一起才暖和。”忽然间，他发现不远的雪地上躺着一个人。是谁？他问了一声不见回答，就大步走过去看，原来是一名战士晕倒了。他拉了拉这个战士的手，模模前额，见嘴里还一口口地喘着气，脸同雪一样白，就急忙解开自己的衣扣，用双手把这个战士搂在怀里，向临时的军团指挥部住处奔去。

　　一进指挥部，就喊传令兵吴先举“拿水来!”吴伢知道总指挥要的是热水。可是在这冰雪世界，哪里来的热水呢？吴伢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告诉首长。吴伢的话音刚落，总指挥就从外面抓了一把雪塞到自己嘴里。

　　“怎么，老总渴得太狠了吗？”吴伢惊奇地张望着老总。不一会儿，贺总指挥伏下身子，把嘴里溶化了、合热了的雪水一滴一滴地喂进了那个晕倒战士的嘴里。

　　那个战土苏醒了，慢慢睁开眼睛。当他发现自己躺在总指挥的怀里时，挣扎着想挪开身子，吃力地张着嘴唇，声音极微弱地说道：“老总，放…放下…我，留着精力领导大家继续前进吧！”

　　两颗豆粒大的泪珠滚落出来。

　　这时，贺龙象一位慈母，一边安慰战士，一边打开自己的被子，把战士轻轻地放进被窝。随后，自己也挨着战士躺下来，有体温给对方增加热量。可是，战土病得太重了，没有等到天明，就在老总身边与世长辞了。

　　第二天拂晓，贺龙把副官处的同志叫到眼前，沉痛地说：“你们去把这个同志的籍贯、姓名、所在连队查一查，记下来，等革命胜利了，也好告诉他的家乡亲人，他是在雪山上牺牲的！”司官处的同志回答道：“昨晚已经查过了，他是洪湖根据地入伍的，叫李传兴，在四师当战士，因病掉队。”于是，贺龙同大家一起，把李传兴的遗体抬到一座高坡上，扒开积雪，放进雪窝，然后用一层层冰块和积雪掩埋好，贺龙亲自捧来一捧雪，撒在上面，脱掉军帽，向战友告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甘泗淇在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写道：“我们渡过金沙江，向中旬前进中间经过一（个）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

　　中甸联谊

　　翻过哈巴雪山，贺龙率领前卫四师，来到废藏高原南部名城——中甸。

　　这座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清朝时设为中甸厅，民国初年改为县，版图虽然划在云南省，实际归西藏噶夏政府指挥。这里虽属山下，但地势很高，气温较低，与鲜花盛开酌丽江坝子在季节上能相差两三个月。

　　贺龙和卢冬生迎着高原上的寒风，骑马走在卵石铺成的狭率街道上，只见街旁一间间矮小的店铺紧闭着门，有的还上了厚厚的门板。街上冷冷清洁，不见行人，先头部队的指挥员跑来报告说；盘踞小甸的藏族土官、国民党江防总指挥汪学鼎带领“民团”在格鲁湾大崖房放擂石阻击我军被打垮后，已经逃离中甸。城里居民受反动宣传欺骗，大都上了山，部队进城时只找到了几个孤寡老人。城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归化寺，占了一面山坡，四周高墙环绕，墙内殿堂千间，据说住着几百名喇嘛，还有枪炮。我们进中甸后，他们紧闭庙门，不与往来……

　　听了先头部队的报告，贺龙点起金堂烟，边吸边想：二、六军团已经垮进了完全陌生的与汉民族有着严重对立情绪的藏族地区，在这个地区，第一位重要的恐怕不是直接动用手中的枪炮，象在金沙江以南那样，而是要在武装斗争的配合下妥善处理民族和宗教这两大问题。这两件事办好了，少用枪炮也能顺利通过；否则，将天天打仗，四面楚歌。

　　对少数民族要尊重，要讲平等，不能搞大汉族主义，这方面的事情，贺龙历来是懂得的。因为他领导的红军，从一九二八年在洪家关建军的第一天起，就是一支多民族的部队，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后来又加入了彝族、布衣族、纳西族兄弟。他本人从小生长在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家里有许多少数民族亲友，他的母亲王金姑就是土家族山寨中的一员(2)。所以，无论从道义上和感情上，他都明白对少数民族必须讲政策，讲团结，不能蛮干。对藏族他比较生疏他没有到过西藏，缺乏亲切，对藏胞的风俗习惯和汉族军队进入藏区必须注意的事项，虽然早年当营长的时候听别人说过一点，也不甚了了。

　　他根据过江以来在小中甸和中甸看到听到的情况，同卢冬生商议后，对各部队作了以下规定：一、我军人员一律露宿街头，不住民房，不进经堂，不撕毁藏胞门楣挂着的红布和门板贴着的佛像；二、不进寺庙，不侵犯僧侣利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三、公买公卖、态度和蔼，爱护藏胞牲畜、庄稼；四、这一带吃水困难，要帮助藏族老人背水；五、上街刷写保护藏胞的标语。各部队认真执行了。

　　康藏高原当时正处在封建奴隶制社会，政教合一，归化寺和当地的土司、头人是“三大领主”，握有对一切僧俗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归化寺里八个“康参”(类似八个部门)的主事人八大老憎组成的“老庄会议”，又是全寺的最高统治者。红二、六军团进中甸后，归化寺的喇嘛惊恐异常，

　　他们有的要求八大老僧组织金寺武装，把“汉人军队”打出去；有的主张派人到附近联络救兵；有的随土司、头人逃进了深山。八大老僧立即召开老庄会议，研究对策，当他们听说红二、六军团兵强马壮，汪学鼎根本不是对手，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时，他们打消了武力对抗的念头，改为派代表去谈判。可谁愿意当这个代表去面见传说中“可怕”的红军呢？八大老僧，没有一个愿意冒这风险，任务推来推去推给了归化寺保管青梨的下级僧官夏拿古瓦。夏拿古瓦也很害怕，临行时向老庄会议提出条件：“如果我死了，我一家老小的生活应当由寺庙赡养。”

　　第二天，贺龙在二军团指挥部热情接待了归化寺代表，夏拿古瓦战战惊惊地被带进指挥部，四肢不停地发抖，连头也不敢抬。贺龙主动同他打招呼，很有礼貌地请他坐下、抽烟，耐心地向他解释说：

　　“红军不是你们以前见到的那种欺压藏胞的汉人军队，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不打人，不骂人，不进寺庙，不闯民宅，公买公卖，你们不必害怕。我们进入贵县，只是借道北上，并不打算停留。唯一有求于你们的，是希望帮助筹集粮秣，我军一律用现金购买。”

　　说完，贺龙拿出一封由他亲自署名的信件交给夏拿古瓦，要求转给八大老僧，希望他们说服中甸僧俗民众各安生业，不要受国民党反动派恶意宣传的挑拨，协助红军顺利北上。贺龙还对夏拿古瓦说：“我将亲自到贵寺敬献哈达，以表示我们对宗教事业的尊重……”

　　从二军团指挥部走出来，夏拿古瓦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脚步也轻快了许多，他回到寺庙，绘声绘色地向老僧描述了会见贺龙将军的经过。说红军并不象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那样，红多子，绿眼睛，杀人不眨眼，而是一些尊重寺庙，爱护藏胞，和强可亲的人。他拿出贺龙署名的信，八大老僧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拿教八大老僧台鉴：

　　(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

　　(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招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

　　(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

　　(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决照价支付金两。

　　〔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贺 龙

　　　 四月二十九日

　　老僧们看过来信，喜上眉梢，决定以寺庙名义帮助红军解决粮秣。喇嘛寺的门开了，小街上铺了檀布，一队队小喇嘛背着羊皮口袋装的青稞倒在檀布上，供红军购买。八大老僧还破例赠给二、六军团一些“碗碗糖”(3)。康藏高原不产糖，糖在这个地区是极为珍贵的。为了表达对贺龙将军的敬仰和对红二、六军团的拥戴，八大老僧还决定提前在寺内举行“跳神”仪式。“跳神”，原来是祈祷消灾的，后来演变为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一般在每年冬月进行。八大老僧决定破例提前举行，说明贺龙联络归化寺上层人物工作的成功。

　　“跳神”那天，贺龙、李达带着三、四十名红军干部、战士提前来到会场。贺龙身穿六个兜的灰色军装，一字胡修得整整齐齐，腰扎宽皮带，格外威武。仪式开始时，他首先代表二、六军团讲话，对归化寺和中甸藏胞给予的支援表示感谢，向寺庙敬献了洁白的哈达，还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红绸锦幛一面，上面写着“兴盛番族”，祝福藏族人民繁荣昌盛。八大老僧也回赠哈达。这时，欢快的锣鼓声响了，三十多个戴着牛马面具的喇嘛一对对地出来跳舞，舞姿豪放粗犷，演出了佛经里的种种神奇故事。贺龙、李达端坐在会场上首，喇嘛请他们喝了香喷喷的酥油茶。

　　贺龙和红二、六军团在中甸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到十天，但影响很大，许多逃进山里的藏民、喇嘛在红军模范行为的感召下，纷纷下山。他们说：“过去国民党兵来中甸不是打骂，就是抢东西，红军好，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不害怕了。”有的伸出大拇指夸奖说：“红军亚磨类(很好)！自古以来，没有听说有这么好的军队。”

　　五月初，红二军团在筹集粮秣之后要向西康德荣进发了，红六军团也准备过几天向定乡(今乡城)前进。贺龙同红二军团一路走。临行前，他又给八大老憎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并各带武装，为本军作前驱，沿途与番民接洽大军通过事宜……”归化寺按照要求作了安排。贺龙离开中甸那天，僧俗百姓夹道欢送，热闹异常，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喊：“嘎雷松(慢慢走)，纽巴霍(快快回)！”藏胞一直目送这位汉人将军骑着牲口拐过山脚，才快快而回。

　　甘孜抗霸

　　六月底，迎着高原和煦的阳光，贺龙率领红二军团经过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来到雀儿山下的甘孜。

　　四方面军派一支部队在九十里外的绒坝岔和当地藏胞一起夹道欢迎。喇嘛寺的红墙上写着耀眼的大标语：“向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致敬！”当二军团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走过来的时候，欢迎的

　　人群里暴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转战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贺龙被热情的主人引进事先为他准备好了的住房，这是一座宽敞的康巴人居住的三层楼，第一层住牛羊，第二层住人，第三层是晒台和经堂，贺龙爬上直上直下的梯子，住在第二层。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用门板支起的床上铺着新絮的麦秸，门口整齐地码着劈好了的柴火，水缸里盛着满满的清水。贺龙刚刚坐下。警卫员捧着一摞厚厚实实的毛衣、毛袜走进来了，报告说：四方面军战友亲手编织了大批毛织品，送给二、六军团每人一件御寒。

　　看到兄弟部队深厚纯朴的阶级情谊，想到明天就可以同分别九年的朱德、刘伯承以及四方面军的各位领导同志见面了，贺龙，这个长期鏖战在湘鄂川黔的红军领导人，心里格外高兴。

　　晚上，四方面军一位师的干部请他和任弼时等同志吃饭。“接风宴席”不是糌粑糊糊合野菜，也不是牦牛肉，而是地地道道的海味山珍——海参和鱼翅。哪里来的这些名贵的佳肴呢?贺老总一问，那位干部说，解放甘孜时他们从国民党保安团手中缴获的，没有舍得吃，特意招待二、六军团首长。这就更使他们感动了。

　　可是，就在宴席没有开始的时候，红二军团中唯一的女指挥员李贞无意中在屋里发现了一本“识字课本”，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同二、六军团不提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事。”

　　这一下，宴会的气氛变了。贺龙严肃而焦虑地向那位干部询问起一、四方面军之间的事来，眉宇间凝成了一个疙瘩。

　　蒋介石的大军在到处追剿我们，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又踏进了华北，此时此刻正需要全党和各路红军铁一般的团结，艰苦奋斗，是谁这样不顾大局，竟敢做出破坏内部团结的事……

　　去年八月，二、六军团同党中央直通的电讯联络，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中断了。十月间，周恩来副主席用明码电报询问我们的近况，按规定用密码回电后，接到的复电，署名不是周副主席，而是张国焘……

　　当时，张国焘已经当了红军的总政委，以他和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同二、六军团联系，不能说有什么不要。可是，他这个人，容易左右摇摆，好搞宗派活动，实在令人担心……

　　今年春天余庆突围的路上，电台突然收到中央拍来的十五个字：“主力红军已抵陕北，中央找你们很久。”这时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中央已经不在川西。可是，中央既然万里跋涉与四方面军会了合，为什么又分开行动呢?其中必有文章。

　　路过金沙江以后，队伍日夜北上，一天天接近了甘孜，贺龙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两支主力红军即将会师西康；紧张的是担心党内出了大问题。……

　　六月初，王震从甲洼拍来的电报证实了这个不祥之兆，揭开了他心中之谜。张国焘派人到六军团散发攻击党中央领导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小册子，被王震扣下了。中央遵义会议以后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张国焘为什么要这样干？党中央好比一个人的头，各方面红军只是四肢。哪有四肢不保护头颅的道理！

　　几个月来，贺龙接触到的有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种种情形，一幕一幕地重新闪现在眼前。

　　饭后回到驻地，卢冬生对他说：“二军团也接到了小册子《下部必读》，是用经文纸的背面刻印的，内容讲中央的坏话。”贺龙大发雷霆，卡着腰站在喇嘛寺前下令说：“干部必读不准看，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同任弼时、关向应带上少数随行人员向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进发了。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都在那里，六军团战友也从普玉隆集中到了这个地方。朱总司令听说贺龙他们过来了，兴奋得亲自走出十多里，站在路边翘首相迎，贺龙的马跑在最前面，他老远就看出了是朱老总，提前飞身下马，大步跑了过来，朱德也激动地张开双手，迎了上去。顷刻之间，两位中外闻名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久别重逢，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总司令，你好哇！”贺龙的大手亲切地扶在比他大十岁的朱德宽阔的肩膀上。

　　“你们辛苦了！”饱经风霜的朱德象慈祥的兄长一样微笑着仔细端详了贺龙，赞扬说：“贺老总还是那样精神，和当年南昌起义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略微瘦了些。”又挨个去握弼时和向应等同志的手。他愉快地说：“你们来了，我的腰杆子硬了，团结工作更好做了。”弼时、向应也都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总司令问好。

　　谈笑间，他们四个人翻身上马，并辔而行。贺、任、关关切地问起一、四方面军的事，朱总司令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清了问题的实质：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想篡军篡党。他看看贺老总说：“解决这个问题要有韧性，象吃橡皮糖，千万不要急呀，急了会破裂。现在的问题，要想办法促他北上，去会合中央。”贺龙会意地点点头。

　　朱德还告诉贺、任、关：要二、六军团过金沙江的电报是张国焘打着红军总部的名义发的，张国焘想控制二、六军团，好与中央相抗衡。对这件事，他和伯承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二、六军团是坚强的，不会跟上张国焘跑，会师只能促使张国焘北上。

　　在干海子中国工农红军总部里，贺龙见到了张国焘这位野心勃勃的总政委，见到了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同志。张国焘这时由于南下失败，西进不利，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一再敦促下，已经不得不收起了他自立的伪中央，挂出了西北局的牌子，虽然口头上同意北上，但迟迟不予行动，继续攻击中央，诬蔑党中央领导同志“右倾逃跑”。他在大大恭维了一番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后，奸诈地提出要召开党的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问题”，想从组织上胁迫二、六军团同意他的反党路线。任弼时马上反问：“报告由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又怎么办?”把他顶了回去。张国焘眼珠一转，又说要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干部联席会议，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拥护他的决议。贺龙同弼时、向应商议后说：“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要说在前头，不准以多数压少数，把错误的政治观点强加给二、六军团。”使张国焘的计谋落了空。

　　贺龙、关向应得到消息，张国焘想利用两支部队在一起交流战斗经验的机会，派人到二、六军团以介绍过草地经验为名，煽动部队。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研究后，明确规定：不准讲一、四方面军问题，不准讲党中央一个字。

　　张国焘问党闹独立性的最大资本是人多枪多，贺龙就向他要人要枪，把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巧妙地要到二、六军团这一边来，减少了他所控制的力量。朱德非常赞赏贺龙的这种办法，表扬他粗中有细，一九六一年曾经说：“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二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由于贺龙和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王震等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北上的路线，维护两支部队的团结，七月二日，在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干部联席会议上，一

　　致通过了两支部队立即共同北上的决议，使张国焘借口还需要筹粮，需要在西康继续逗留一段时间以拖延北上的计谋，又一次破了产。

　　张国焘受挫后，恼羞成怒，企图利用职权调换二、六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从组织上改变这支部队的政治态度。党中央及时察觉，为了加强对部队的指挥，周恩来、王稼祥征求张国焘同意后，七月五日发布命令：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张国焘内心反对，有口难开。

　　在同张国焘右倾分裂罪行作斗争的日子里，贺龙多次在小范围内对二、六军团的干部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大帅领导，现在在陕北。我们大家都要听党中央的，都要跟着毛大帅走。谁要是不听党中央的，反对毛大帅，他就是天王地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只角的王鱼，也要掰下一只角来！”。

　　走出草地

　　七月上、中旬，二、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指挥下离开甘故，进入川西北，准备通过几百公里的荒芜草地，前往甘肃南部哈达铺一带。贺龙亲率二方面军和三十二军，担负断后和总的收容任务。

　　这次进军，贺龙和二方面军一开始就处在饥馑之中，因为他们在地旷人稀的康藏高原已经行军作战了两个月，沿途筹集到的数量不多的青稞基本上消耗殆尽。到达甘孜红军总部时，奸诈的张国焘干笑着答应拨给一部分粮食、衣服和牛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换取二、六军团领导人对他的支持。而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宁肯勒紧裤带也不愿拿原则作交易，在甘孜会议上仍然毫不含糊地支持党中央的主张，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张国焘恼羞成怒，取消了答应供应的物资，并且不怀好意地要二方面军去没收东谷喇嘛寺的粮食，头脑清醒的贺龙没有上当。出发的时间快到了，贺龙来不及派部队到远处筹粮，只能就近设法，结果二军团四、五师在朱倭、普玉龙一带勉强筹集了七天口粮，六师和军团直属队在甘孜和干海子只找到一天半的口粮。出发时，贺龙挥舞着拳头，动员大家咬紧牙关前进。

　　上路后不久，矛盾尖锐化了。饥饿、寒冷，缺氧，加上时雨时雪的恶劣环境，使许多棒小伙子病倒了，牺牲了，部队减员很厉害。六师翻越老则呷登山时，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到绒玉清点人数，死去干部战士一百四十多人。六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拍来电报说：“六军由甘(孜)到阿(坝)减员七百五十人……模范师绝粮十二天。”八月初，走到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黄河上游噶曲河(今白河)附近时，情况更危机了。部队一连好几天行进在浓雾笼罩的水沼草滩边缘，不见村落，没有人烟，不仅筹集粮食全无指望，就连宿营找块干土、找些干柴也相当困难。沼泽中的积水是棕褐色的，有植物腐烂的霉臭味，不能食用。沼泽中没有路，只有踏着大大小小摇晃不定的草墩试探前进。当然，偶尔也有碧波涟澜的清水执一片片翠绿的浮萍开着紫红色的小花；但也有一些深不知底的泥潭，人畜一是误踩上去，就会不停地下陷，直到被黑乎乎的泥浆所吞没。上千名干部战士牺牲了，有些同志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再也爬不起来。由于是冻饿而死有的烈士嘴里合着青草，脸上似乎还是笑盈盈的。

　　看到大批干部战土凄惨死去，贺龙心如刀绞，他知道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到了！他把传令兵叫到跟前说：“再给各师申述一次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能丢掉伤病员！我们活着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抢救阶级弟兄。”

　　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他把自己一口一口节省下来的炒面分给这个一茶缸，支援那个一小碗，洪湖出来肋警卫连长朱声达胸部负了重伤，口粮又吃光了，奄奄一屁他亲自把炒面用水和了，填进来蚜特甲。朱声达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老总，你吃吧，你也该顾顾自己啦。”在他的带动下，军团宜属队的干部战士把绝无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捐献出来，支援前卫部队，留给后卫部队，不顾死亡威胁自己。

　　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他和大家一起挖野菜，掘草根。为了防止指战员在吃野菜时小毒，他指示各部队成立“党、团员试吃组”，并见带头参加。当野菜和能吃的草很难以找到的，他又号召大家寻找前面部队丢下的马骨头和牛皮，并且亲自教他们吃皮带、皮鞋的方法。

　　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他还号召大家到河构、水塘里抓鱼、抓青蛙，抓草地上的蚂蚁。他说：“同志们，只要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要吃，要革命就得吃嘛！”一路上，凡是遇到河沟水塘，他都带头去钓鱼。早在沏鄂西的时候，他就学会了钓鱼，并且成为红三军有名的钓鱼能手，塘里有没有色有什么包他站在岸边望上几眼既能料得差不多。他的马背上经常挂着鱼。他钓鱼从来不自己吃，总是和大家一起吃。

　　有一次，他一大清早就出去钓鱼，夕阳西下才“收兵团营”，钓的鱼装了半个口袋，足有几十斤重。回到宿营地，他亲自把鱼口袋交给司务长，再三嘱咐说：“同志们好久没个饱顿了，这点鱼一条石许鱼，全部煮了，让大家在草地吃上一个‘饱顿’吧！”司务长拿出大天锅，烧了满满一大锅鲜鱼野菜汤。开饭时，贺龙走过来，拿若汤勺，向早巳围了一困的军团指挥部工作人员挥手说：“同志们！今天会餐，喝鱼汤啦！不分官兵，每人一莱缸，多余的湿给伤病员。”说完，他亲自家勺为大家分鱼汤，从副政委划勺应开始，到通信员、警卫员、炊事员，每人都分了一茶缸瓦才给自己舀一茶缸。他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一边吃一边乐呵呵地队“味道还宾鲜哩！要是再放点盐进去，我看长沙城里的‘三鲜汤’也没有这汤味道好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就是传为佳话的贸老总与部下“草地会舀”。

　　为了给同志们寻找“粮食”，贺龙有一次外出钓鱼险些遭到藏族反动骑兵的袭击。当时他带着警卫员定得很远，正钓得入神，忽听背后响起了枪声，回头一看，几十个藏族骑兵从不远处一个

　　草梁子上冲了下来，一边打枪一边“噢嗬、噢嗬”地喊叫，眼看就要冲到跟前了。警卫员李家斌等迎了上去，噼噼啪啪双方对射起来，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贺龙却毫不在意地继续钓鱼，因为

　　他从子弹飞来的声音里听出危险性不大，直到又钓起一条尺把长的鱼，才放下鱼竿，说“我去看看”，而这时藏族骑兵吃了警卫人员十几杆连枪的“硬家伙”已经调头向后转了。贺龙笑笑说：“我们还是钓鱼吧。”又把鱼钩甩进水中。

　　就在贺龙不辞艰辛，千方百计领导二方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他自己的健康状况已经下降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关向应非常着急，跑到前卫部队——四师十二团对团长、政委说：“赶快想办法给贺老总找酥油，他已经瘦得不行了，最近腰带又紧了几格。其它，不要说当时找不到酥油，就是找到了，他又怎么肯吃呢！

　　过了噶曲风前卫部队登上土岗，远远望见前面有一批牛羊隐藏在一人多深的蒿草中，旁边还有几顶帐篷，估计是总部或者四方面军设的兵站，同志们高兴得欢呼跳跃起来。走过去一问，果然是朱总司令下令留给二方面军的，不过，前几天被藏族反动骑兵偷袭，损失了一部分犊牛。前卫部队的向志正同兵站工作人员攀谈，贺老总带着警卫员走来了，他听过汇报，右手向下一捶，说；“算了，天大的因难也不能阻挡我们前进。”接着仔细询问起牲畜的数字，决定把原来准备发给每个人吃六天的六斤肉，减少发给部队。

　　遵照贺总指挥的决定，兵站工作人员开始分由，也给贺总指挥分出了一份。当他们拿着这份肉，准备交给警卫员时，贺龙在一旁开腔了：“拿回去！”

　　“总指挥，这份是你应得的。”

　　“走这么远的路，不吃东西怎么行?”

　　兵站工作人员坚持应当给，警卫人员坚持应当收，可是，贺龙自己走过来了，亲手把肉接过来，放回到原处。对兵站工作人员说：“同志，别替我发愁，我的伙食我自己办理，留着那份肉发给后面的同志吧！”

　　“首长，你有什么办法？在这鬼都不愿意呆的地方，没有这几斤肉就不容易走出去呀。”兵站同志急得喊叫起来。

　　贺龙仰头哈哈大笑，用手比画着钓鱼的姿势说：“看吧，我还要改善生活呐！”说完，拍打了几下身上的泥土，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了。

　　警卫员噘着嘴，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嘟嘟嚷嚷道：“得啦，你钓的鱼再多也改善不了生活！哪一次不是请这个，邀那个，大家一起吃，你自己只喝点汤……”

　　望着贺龙渐渐远去的身影，前卫部队的同志叹息说：“贺老总就是这样的人。别看他现在瘦成这个样子，可是老脾气总改不了——不管不顾自己！”

　　在草地行军的日子里，贺龙不仅关心照顾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而是念念不忘四方面军生病掉队的战友，念念不忘党中央和毛大帅交给他的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北上这件大事。

　　他经常询问、提醒各部队领导干部：“丢下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要记住，遇到四方面军掉队的同志，有马先让他们骑，有粮先给他们吃。”

　　走到色既塘附近，在一座荒废了的破喇嘛庙里，他亲自救护了一个病倒的四方面军干部。这个同志叫方振远，是四方面军兵站部的一位科长，由于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被留在庙中。贺龙问明情况，和警卫员一起把方科长抬上了马，吃住都安排在司令部，直到走出草地，送回四方面军后勤部。四十五年后，方振远听说中央决定为贺龙平反昭雪修史立传，激动地给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长信，讲述了当年被救的经过。他说：“过了阿坝，我病倒了，发高烧，不省人事，只好躺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小喇嘛寺里休息。等我清醒过来时，山下已经渐渐没有人过路了，我心中不免紧张起来。中午十二点左右，有二、三十个人骑着马向喇嘛寺走来，莫不是敌人，我做好了战斗准备，决心抵抗到底。正当我严阵以待的时候，没有想到，来人竟是贺龙同志。他问过了我的情况后，亲切地说：‘让牲口驮着走吧！’他看到我的牲口性子太烈，就从他们的牲口中挑了一匹老实马，抬我伏在马上，还派炊事员给我送食物。第二天下午，又接我到司令部，要我和他们一块吃晚饭。和那么多领导同志一起吃饭，我还是第一次，真有些不好意思，但贺龙同志非常热情地关心我说：‘方科长，你要多吃些东西，身体才能恢复过来啊！’就这样，在二方面军同志的照顾下，我过了腊子口，走出了草地回到了四方面军后勤部。贺龙同志啊，是您救了我，若不是碰到您，说不定我早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或是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正是由于您对每个革命同志有海一样的深情，不管是哪个部分的，您又是如此的关心，我才能战胜了疾病的威胁……贺龙同志，您又是那样顾全大局，深明大义，为了处理好二、四方面军的关系，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同志并和张国焘分裂阴谋作斗争，您坚持把我送回四方面军去。您的胸怀是多么宽阔，对革命事业是多么忠心啊！”

　　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奋战，二方面军就要走出草地了。一天，后卫部队来到靠近草地边缘的包座，翻上一道矮山，见有一座金顶红墙的庙宇掩映在苍翠的松林之中格外好看，指战员们兴高采烈地朝庙宇走去。老远看见关向应副政委站在庙门口，正和几个四方面军掉队的干部谈话。关副政委见后卫部队上来了，一面给他们还礼，一面对他们说：“这座喇嘛寺里的粮食，全是给你们后卫留的!刚才，贺总亲自站在庙门口，劝过路的部队不要进庙去。贺总不住嘴地劝那些缺粮的同志说：‘后卫部队走在最后，收容了掉队的同志，那都是伤病号呀，不光是二方面军的，还有四方面军的。这庙里的粮食一定要留给他们！’贺总看大家放慢了脚步，又放开喉咙说：‘快走吧，再往前走几步，小河边上有一大片好野菜咧！’同志们听了贺总的话，都欢天喜地朝前去了。”关副政委笑着说：‘贺总往这里一站，又这么一讲，哪个还想进庙里去哟。不过，讲老实话，前面同志的肚子里，也是一粒粮食也没有哇。他们经过庙门口，往里看一眼，虽然没有看见粮食，怕也是直吞口水哟。”后卫部队的同志听了，眼泪禁不住滚落下来。

　　甘南金秋，天高气爽。九月一日，贺龙穿过天险腊子口，到达氓山脚下哈达铺。这里是回族人民聚居地区，古朴的小街上，摆着锅盔、小麦、糜子、肉类等货摊。贺龙一到哈达铺，马上把供给部的同志喊来说：“赶快找头骡子驮上炒面，沿着原路往回走！我派一个骑兵侦察连配合你们，务必要把掉在草地里的战友接回来！”供给部马上照办，在草地里寻找了三天三夜，结果营救回来了一百多名阶级弟兄。同志们都说，他们的命是贺老总拣回来的。

　　行动准则

　　九月初，在贺龙的率领下，红二方面军全部进到陇南，占领了宕昌、理川和礼县的部分地区。

　　这时，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开进了陇东；红四方面军在陇中实施了战略展开。形势十分明显，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合之势已经形成，但是，由于敌人的阻挠和张国焘的破坏，它的真正实现又经历了许多曲折。

　　八月底，党中央为了创造西北革命的新局面，以联合东北军并使即将举行的国共双方负责人的谈判获得新的进展，制定了《一、二、四方面军九至十一月的行动方针》。按照这个方针，一方面军应当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四方面军应当占领临潭、泯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二方面军应当向陕甘交界的成县、徽县、康县、凤县、两当、宝鸡迅速出击，打击敌王均部队，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三个方面的行动中，二方面需要走的路最远，担负的任务最重，而他们恰恰是刚走出草地的，没有来得及休整，干部战士的体力都还很虚弱，执行这样重的任务困难寮在不小。当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拍来电报征求二方面军的意见时，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以及从甘孜出发就随同二方面军一起前进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再三考虑，认为困难可以克服，应当顾全大局，于是决心积极贯彻执行，不讲任何价钱。他们把部队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向中央指定的目标分头进攻。贺龙亲自指挥二军团四师和三十二军夺得头功，打开了成县，击溃了王均的部队，缴获步枪百余支、手榴弹数百枚，受到军委参谋部的通电表扬。与此同时，二军团六师和六军团也打开了康县、徽县和两当。在前后不到十天里，二方面军连克四县，实现了东出甘陕较界的 第一步任务，并组织部队继续进攻凤县，出击宝鸡。

　　这时，由于“两广事件”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调到湖南对付两广军阀的部队，又沿粤汉、陇海铁路运回西安。红军当面的敌情加重了。

　　党中央为了获取先机之利，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迅速制定了一个以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联合打击胡宗南部队为中心的“静会战役计划”，要求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要求二方面军继续留在渭水以南箝制敌人，配合一、四方面军作战。这一计划如能实现，不仅陇南、陕南可以成为战略根据地，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将获得重大进展，逼蒋抗日的新局面可能提前到来。但执行这个计划后，渭水以南就剩二方面军一支主力了，有被敌人乌黑吃掉的危险。为了使整个战役赢得胜利，在讨论这次计划的中共西北局紧急会议上，贺龙坚定地举起了右手，表示“要竭尽全力在党中央和毛大帅的集中统一指挥下，打败胡敌！”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不顾大局，竟准备把四方面实业界的一部分部队拉过黄河的错误主张（一九三六年七月贺龙参加中央西北局为委员）。在准备迎击敌军大规模进攻的短暂的日子里，他率领二方面军指战员大张旗鼓地在陇南各县发动群众，打击土豪，筹款扩红，使部队扩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增强了战斗力。

　　正当一、二方面军积极贯彻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准备严惩来犯之敌的时候，张国焘突然撤走了占据通渭和渭源的四方面军部队，胡宗南的四个师能上能下上前进到清水、庄浪和秦安一带，与被红军围困在天水的王均部靠拢起来，控制了甘陕大道。这样一来，敌我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敌人准备把一、四方面军压到甘陕大道以北；把二方面军隔绝在渭水以南。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立即向中央报告，经过中央同意，他们放弃陇南各县率部连夜向北转移。当时，敌人已经抢占了成县，逼近了康县，为了摆脱优势敌军的压迫，争取时间渡过用人部队行动仓促，分散在康县地区发动群众的六师十七团来不及收拢，全部遭到损失。六军团在盐关镇受到敌人侧击，损失较大。抢渡渭水时，河水猛涨，又有许多同志被洪水吞噬。过河后仍然不断受敌机轰炸、骑兵截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率领部队且战且走，夺路前进，终于闯近甘陕大道，到达六盘山下。经过后卫部队浴血阻击迫敌，大部队才绕到西北，与南下接应的红一方面军战友胜利相逢。十月二十一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峰镇与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见面；第二天两支部队在将台堡会师。

　　会师时，二方面军实力一万一千多人。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在一封电报中高度赞扬他们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伟大力量，为迎接民族解放斗争高潮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国焘破坏静会战役危及全军，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不得不按照中央的电令回师北上。十月八日，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会宁。

　　三个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发来贺电，六军团在兴隆与一军团举行了联欢会。贺龙兴奋地说；“这下子好了，可以在党中央、毛大帅的领导下工作了。”他和任弼时、关向应代表二方面军给党中央发电：“坚决拥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团结，一切服从党的统一决定”。

　　坚决拥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切服从党的统一决定！这朴实无华的语言，是贺龙这个坚强的共产党员，自一九二七年在革命低潮中加入党组织以来，一贯遵循的一条行动准则。

　　至此，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部队转战七省，同前堵后追的十多万敌军打了一百多次仗，攻占了三十六座县城，打破了蒋介石的黄梁美梦，播下了革命火种，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2) 王金姑，湖北省鹤峰县太平镇王家河村人。该村系土家族聚居地，王的民族归属已判定土家族。

　　(3)四川生产的一种红糖，行销西康和云贵一带。

　　作者：刘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