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晚报报道　本报记者　刘泱　说起三山街附近的南捕厅，人们最先想起的一定是被称为“九十九间半”的甘家大院。只有附近极少老街坊还能记得，这里有个“王公馆”，里面住着一位王大律师。当年，王大律师的父亲过世，连蒋介石都送来亲笔题写的唁词。周恩来总理又称王先生是我党的挚友。到底这位大律师是个怎样的人物，昨天，记者见到了他的二儿子王正铨老先生，这些疑团才一一揭开。

　　周总理曾亲临“王公馆”

　　王大律师大名王炳钧，王公馆就在南捕厅24号，甘熙故居的斜对面，王正铨如今还住在那里，只不过这座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西式花园楼房，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光气派。记者看到，这座三层高的洋楼原本是单门独院的建筑，但是如今大门已经不存在了，门口原先用作传达室的小平房，里面也有了住家户，门外晾晒着衣物，使得已经不太整齐的院落更显凌乱。楼房的外观没有太多改变，二楼和三楼现在是公房，用作某个工厂的职工宿舍。王正铨和家人住在一楼。屋子里面，门窗和地板还是60多年前的，至今没有换过，整个房间布置得很普通，但是房顶很高，门窗细节也很精致，透出几分大气。能看出这里不一般的，还有院子里近百年树龄的石榴、梅花，以及一株垂丝海棠。“周总理来过这里”，王正铨告诉记者，父亲当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嘱托指导下，开展在法律界人士中的反内战工作，并对受迫害的中共及爱国民主人士，挺身法庭为他们进行法律营救，屡获成功。总理曾经秘密来访，并且对院里这株垂丝海棠特别钟情。

　　被日军霸占为疗养院

　　1937年，王公馆经历了一场浩劫。记者获悉，那时，南京城被日寇包围，王大律师不得不丢下这座花园洋楼，请人代管，一手提着公文皮包，一手提着不大的皮箱，登上了去武汉的军舰。在武汉，王炳钧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统一战线，参与在大后方，尤其是法律界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先后辗转于武汉、四川、香港，直至潜入上海法租界、隐姓埋名，以代课教员为掩护，从事隐蔽的抗日活动，直至日寇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也回到了离别8年的南捕厅寓所。据王正铨介绍，日本军人进城后，烧了不少平房，但他家的小楼被看中，霸占成为军人疗养院，才幸免被毁。不过，父亲放在三楼满满一层楼的古玩字画珍藏，已被洗劫一空。

　　大律师为皮匠打官司

　　王炳钧先生1925年开始执业律师，并很快成名，是当年全国法律界的头面人物。他曾经担任政府及众多知名人士的法律顾问。他还创办了南京实用法律学校，自己出任校长，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尽管社会地位很高，王炳钧对待四邻百姓，仍然谦和礼让，街坊都尊称他“王大律师”。王正铨给记者讲了父亲的一件琐事。曾经有个皮匠街坊，因为给被人担保扯上了官司，一审被判败诉。皮匠不服气，觉得明明是自己有理，于是街坊们建议他去找王大律师。堂堂大律师会帮这个忙吗？皮匠忐忑不安地上门，结果王炳钧听他说了案情后，一口应下，并且再二审时打赢了这场官司。王正铨告诉记者，前几年，老皮匠还没过世，自己到他的摊子修鞋，老人家还对他讲起这件事，连声道：“你父亲是个好人！”

　　于右任、孙科亲笔写唁词

　　1947年，王正铨的爷爷去世，当时南京市长沈怡亲笔题写讣告。这当然看的是父亲王炳钧的面子。王大律师的父亲去世，当时的社会名流纷纷前来吊唁。记者在王正铨的家中看到了大书法家、政治家于右任先生手书悼词：“哲人其萎”；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的悼词：“典型犹在”……数一数共有48位，个个地位显赫。其中还包括了国民党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以及民国时期南京历任的二名市长：沈怡和马超俊，等等。据王正铨回忆，爷爷当年出殡，送葬的队伍从内桥一直延伸到中华门，风光至极，在南京城南非常轰动。当时这些唁词中还有蒋介石和李宗仁写来的，有100多件，后来文革时被抄了家，还回来的时候就剩下这48份了。

　　秦汉带走父亲手迹复印件

　　在王正铨珍藏的48份手书唁词中，有一份出自至今唯一健在的黄埔一期学生——孙元良。孙元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抗战将领，他和王炳钧大律师私交甚好。记者看到，他在写给王正铨祖父的唁词中自称“愚侄”，两人关系可见一斑。很多人还不知道，孙元良的儿子就是曾经风靡港台及东南亚的台湾艺人秦汉。王正铨告诉记者，十多年前，正是《金陵晚报》的牵线，他和秦汉得以相见。那是1994年7月14日，王正铨在《金陵晚报》发表了一篇《聊寄秦汉先生》的短文，讲述父亲和孙元良将军的旧事，并且通过报纸致以问候。次年8月，秦汉来到南京参加他主演的影片《南京大屠杀》的首映式，经《金陵晚报》穿针引线，秦汉和王正铨终于相见。晚报也在当年8月15日的第6版上刊登报道《秦汉在宁收获一份意外亲情》。王正铨还记得，当时秦汉特别要求带走了父亲手迹的复印件，准备带回家，给老爷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