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失踪的是老弱病残和精神病人，而现在失踪的却多是青壮年，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失踪现象在农村出现

　　三年多来，李先国为寻找失踪的儿子向各相关部门发出了40多封求救信，却从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

　　一个村子五人失踪

　　李先国两赴武汉寻儿未果，他始终认为儿子法律层面上“属于活着的人”　近几年，湖南省浏阳市(县级市)三口乡华湘村的李先国、汤桂香夫妇都是在焦躁不安的等待中度过的。　“现在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意思。”3月31日，李先国一见到记者就说，“我都65岁了，只想小儿子有个着落。”　李先国清楚地记得，李友帅是在2001年6月6日随女友尹某某去武汉的。2001年春节，李友帅将尹某某带回浏阳，看到儿子和尹某某相亲相爱，李先国夫妇心里乐开了花。　生于1970年的李友帅是村里有名的老实坨子。加上他只读了小学和家里穷，成年后婚姻一直不顺。李先国说，即使尹某某结过婚并且有一小孩，“我也没反对儿子。”　尹某某是武汉市武昌区的下岗女工，比李友帅大两岁。2001年6月4日，在浏阳、平江一带推销洗衣粉的李友帅带着尹某某回到老家。两天后，他们携带9000多元现金去了武汉。同年8月，李友帅给家里打来电话，告之他和尹某某在武汉市天姿美容发型学校速成班学习，准备结业后开一个美发店。　2002年春节刚过，李友帅给家里寄来一封信。信上说他开的美发店关了，他和尹某某已分手。3月23日一大早，李友帅给村里一户有电话的人家打来电话，说自己与“集体”搞在一起，要接电话的人一定转告李先国去武汉接他回家。当接电话的人想多问一点情况时，李友帅说了句“中午12点打过来”就挂断了。　中午12时，李先国准时等在了电话机旁，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一直没能等来儿子的电话。从此以后就没了李友帅的半点音信。2003年6月，实在等不下去了的李先国只身去了武汉，找到尹某某，并向武汉市公安局报了案。5个月后，李先国再次赴武汉，恳请尹某某和家人提供李友帅的情况。“他们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反把我弄得糊里糊涂了。”李先国说。　寻儿心切的李先国这次还是了解到了一些线索，他把这些及时报告给武汉市公安局。2005年6月25日，武汉市公安局九处给李先国来函称：“无名尸体未查到”。　“这证明李友帅并没有在武汉死亡。”李先国11年前通过考试取得了《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经常在农闲时为乡亲们提供一些法律服务。他始终认为李友帅从法律层面来理解是“属于活着的人”。　李先国夫妇俩开着一家小卖部，生活并不富裕，两次赴武汉已花了不少钱。现在，他已没能力再去武汉了。“家里没钱不说，那样大一个武汉市，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呵！”　刚盖了新房的李庄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其时桌上放着一朵纸做的小白花　如果说李友帅的失踪还有迹可循，那李庄建的失踪就有些离谱了。　李庄建1958年出生，上有两个哥哥。他在两岁时过继给无儿无女的远房叔叔做儿子。不到十岁，远房叔叔、婶婶相继离世，他靠亲生父母和两个哥哥接济过日子。1977年，李庄建参军进了部队，三年后转业回到了老家。　“回来后，他的身体和心情都蛮好的。”李庄建的二哥李尤争说，1982年李庄建盖了新房，“四大间房子，在当时的农村来说还不多。”　“既然盖了好房子，那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记者问。　李尤争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据他介绍，李庄建是在1983年春消失的。当时，李庄建的邻居跑来告诉他，已经好几天没看见李庄建的身影了。“我们吓了一跳，赶紧去了庄建家。推开紧锁的大门一看，除了桌子上放了一朵纸做的小白花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动。”　“那他是不是自杀或者被人谋害了？”记者又问。　“这个应该不大可能。”　李尤争告诉记者，大约在1995年，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从湖南永州寄来的信。信是以李庄建的口气写的，说自己在永州某机械厂工作，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信上还说他很想回浏阳老家，要两个哥哥汇500元钱给他作回家的路费。李尤争将信将疑地去了一封信，说要钱可以，但必须看到李庄建一家人的照片。不久，收到了一封回信，李尤争拆开信一看，果真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但就是没见着李庄建。　兄弟俩一商量，李尤争和哥哥都认为那两封信并不是李庄建写的。　唐运伟扔下一句“有钱就回”的话走了，钟方富回家途中半小时内没了人影　唐运伟的失踪似乎是他自己故意的。　1997年7月，20岁的唐运伟职高毕业。自幼没做过农活的他回到家一天到晚闷闷不乐。“他不想呆在农村里，一心只想赚大钱。”唐运伟的母亲说。　唐运伟在家里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做，但有一件事却做得特别积极。2000年初，唐家花了4万多元盖了一栋二层楼房，小唐热衷于把新房的房产证拿去贷款，要用贷款的钱去做生意。　他的想法遭到了家里人的强烈反对。2001年农历十一月初八中午，小唐的父亲唐承章从田里干完活回到家，没见了唐运伟。此前，唐运伟曾到浙江做过铝材的推销，唐承章以为他是负气出走，几天就会回，并未在意。不料，几天后邻居的话着实让唐家紧张起来，邻居说，唐运伟其实早就想走了，他走前曾在村里放过话，说下次出去“有钱就回”。　唐运伟这一走就是近五年。3月31日，听到记者来采访，他83岁的爷爷和79岁的奶奶赶忙走上前来，请求记者一定要“帮个忙”为他们找到小孙子。　而钟方富的失踪却是在30分钟内发生的。　1999年11月13日，此前没出过远门的邱彩霞由村里人陪着到安徽一家花炮厂看望打工的丈夫和儿子。丈夫告诉邱彩霞，25岁的儿子钟方富脾气暴躁，和许多人相处不好。夫妻俩一合计，决定邱彩霞将钟方富带回浏阳老家。　当天晚上，丈夫把邱彩霞母子俩送到安庆市船码头，上了去江西省九江市的客轮。14日凌晨3时多，睡在船舱上铺的钟方富去上厕所，警惕的邱彩霞也起床尾随着儿子。她站在厕所门外等儿子上完厕所，母子俩重新回到船舱的铺位上睡下。4时整，当邱彩霞打个盹醒来，儿子居然不见了！　焦急的邱彩霞马上四处寻找，客轮上的寻人广播也破例在深夜把乘客吵醒。可是，九江港已经到了。邱彩霞在别人的搀扶下上了岸，望着重新起锚远去的客轮，她一头栽在地上晕了过去……　华湘村还有一人失踪，此人是1973年出生的李年生。　李年生有六兄弟，他排行老五。1998年，做理发生意的李年生经人介绍与当地一女子定了婚并迅速同居。可两人同居后就一直吵吵闹闹。1999年的一天，李年生跟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3月31日，当记者找到李年生的三哥李胡生时，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去年除夕下午，年生从海南打电话回来了。　“说了些什么？”记者问。　“年生说他在海南承包工程，生意还做得蛮大。”李胡生说，在电话里李年生还说自己成了家，并说今年3月份一定回浏阳。但奇怪的是，没过几天，先前那人又打来电话，说事情多，3月份回不来。“以后就再也没了联系。”　“打电话的人说的是什么地方话？”记者又问。　“说普通话。”　报刊投递员李友福调查了三口乡的失踪人员情况，五个村共有十人失踪　此前，有报道说华湘村外出打工者失踪6人。其实，华湘村失踪人数为5人(该报道因东盈村失踪的吴习骄的外侄是华湘村村民也误将吴计入了进去)。同时，华湘村失踪的人也不完全是打工失踪的，而是随着农村青年外出机会的增多而发生的。　一个村子有五个青壮年男子失踪，难免使人对华湘村产生一些神秘感。　华湘村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浏阳市三口乡位于罗霄山脉的连云山南侧，属丘陵地带，华湘村的前身叫小湘村，2003年底，与临近的村组合并后改为现名，人口也由1600多人增加到2400多人。　该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村民除了种植烤烟外也种植一季水稻。村里有四家花炮企业，农闲的时候，村民就去这些企业帮工。　3月31日，记者去一家花炮厂找邱彩霞时，遇到报刊投递员李友福。去年7月份以来，李友福利用走村串户的机会，对三口乡失踪人员作了一次简单的调查。据他说，除华湘村有五人失踪外，在三口乡的六个村和一个居委会中，还有东盈村的吴习骄和其他三个村的两男两女失踪，而且失踪的时间大多在八九年以上。　“失踪的都是些什么人？”记者问李友福。　“都是年轻人。”　“以前你们这个乡失踪的人多不多？”　李友福想了想，说：“很少。过去，失踪的人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老弱病残，要么是精神病人。”　从李友福和部分村民的谈话中，记者发现，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失踪现象在农村出现，而且，新的失踪人数上升很快。　记者还发现，华湘村五户失踪人家中，除李先国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并积极寻找外，其他四户既没有报案也基本上不去主动寻找。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拿出亲人的照片暗自伤心。　“为什么不去报案？”记者问唐运伟的母亲。　“我们不知道谁来管这件事。”57岁的唐母边说边掉眼泪。　“怎么不去找你儿子？”记者问邱彩霞。　“家里穷，没钱。”邱彩霞一提到儿子就哭，“再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找。”　“前些年的人口普查，你弟弟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的？”记者问李尤争。　李尤争想了半天也答不出，只是一股劲地摇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告诉记者，在李庄建失踪四年后，他分的田就被组里收回作了机动田。现在，李庄建当年盖的新房早已垮掉，宅基地成了村民的菜地。　“有谁来问过你家里人失踪的事情没？”记者问一位失踪者家属。　“除了村民的关心和问候外，你这个记者是第一个来过问这些情况的‘有头有脸’的人！”　3月31日的浏阳时晴时雨，微驼着背的李先国一直陪同记者采访。走在春草青青的乡间小道上，记者和他谈论最多的就是寻找李友帅。　“我一天也没有失望过。三年多来，我向各相关部门发出了40多封求救信。”李先国说。　“寄出的信有回音没？”记者问。　李先国尴尬地一笑，说：“不知怎么搞的，没有收到一封回信！”

　　三言二拍 我期待着

　　范亚湘　获悉浏阳市三口乡华湘村失踪人员的事已有月余了，忙忙碌碌,拖到3月31日才成行。　那天，浏阳时而出太阳时而下雨，我在李先国的陪同下在华湘村里出这家进那家，寻这人找那人，围绕村子走了好几圈，整整工作了5个多小时。在我采访的时候，我甚至问到了每一个失踪者的性格、外貌特征和身上是否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想，之所以要这样详细，就是要尽量去实现我在去浏阳的路上所想到的一个目标：如果我们这次采访于失踪者的家属寻找一事无补，那还不如不去。　我对故乡一直保持着非常美好的记忆，更是将家视作放松自己的自由自在的港湾。我不知道几位失踪者是否有我一样的想法，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在世上？如果他们没出现意外，那必定生活在他乡的天空下。因而，我不禁想对他们大胆地问一句：你在他乡还好吗？同时，远离故乡的游子，知道家人日夜在思念着你们吗？其实，在外奋斗没成功也没关系，家人担心的并不是你是否发达，而是你的平安！　我虽然是一个大男人，平时意志也特别刚强，但是，我见不得伤心和眼泪。当汤桂香拉着我的手嚎啕大哭时，我的心也在滴血。倘若不是李先国看出了我的身子已经在颤栗并迅速拉开了他的爱人，我真不晓得自己会不会也跟着大哭一场！　可以这样说，自从做记者以来，我就一直遵循着严谨扎实的作风。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浮光掠影、道听途说的采访。然而，在现今这个浮躁和新闻过于注重“时效”的年代，有的人在采访时就已经沉不住气了，以至于写出的报道连一些基本情况都漏洞百出也敢示众。在4月2日写佘祥林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谈到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今天重复这句看似与主题毫不相干的话，无外乎就是想在此大声疾呼一下：我们要给读者提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闻！我相信，这是我们绝大多数具有职业良知的记者所期待的。　其实，也只有真实地报道了浏阳市三口乡华湘村失踪人员的情况，才能对家属的寻找有益，才能充分体现我们这个社会对那些弱势人群的人文关怀。看来，我们做新闻的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啊！　不过，我现在最关切的还是至今仍下落不明的几位失踪者。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我这篇急就的文章，就一定请他们主动和家里人取得联系。我衷心地期待着奇迹早日出现，期待着再次赴浏阳采访某位失踪者回家的喜悦。文图/长沙晚报记者范亚湘通讯员 聂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