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卡尔·瓦格勒。他自取中国名李德，意为“姓李的德国人”，还叫过“华夫”，即“中国的男人”。一九一四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六年被俄国军队俘虏，一九一九年十月加入苏联红军，作战勇敢。返回德国后积极参加斗争，先后三次被捕。一九二八年越狱成功，被德国共产党派往苏联，因战功显赫，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到中国。李德先是在东北，后去了上海，经博古等人的帮助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到达瑞金。

　　几乎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著作中，都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刘杰诚则认为，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也不是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作情报工作的，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杀人很随便，搞得很残酷，见了可疑的人就杀。德国和日本当时是盟友，日本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派李德到东北去。当时，东北生活艰苦，活动风险很大。李德在东北呆不住，到上海去游玩。在上海，他见到了中国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很想在中共中央工作。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和留苏的同学来往较多。博古听说李德是从德国来的，且学过军事，便请他为顾问，并逐渐地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一九三九年，李德随周恩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走，说他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王稼祥/王明的回忆录也说明李德是由苏联总参谋部派去中国的。就连李德自己写的《中国军事》一书中也有蛛丝马迹反证了他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军事顾问，书中从未讲他是共产国际哪个人派到中国的，更未说明谁任命他担任军事顾问的。

　　李德到瑞金后，在中共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博古的帮助支持下，把持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大权。他自称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关系，以“统帅”和“太上皇”的威势，凌驾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他一人包办军委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李德的到来。使博古等人找到了军事上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代理人。李德不问中国的国情，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装饰品，更不珍惜中国工农红军在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而只凭他在军事学院从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自己一个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彭德怀称他为“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李德在反“围剿”中实行的一系列错误的指挥，给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他不仅不从自己主观思想上进行反思，却责怪各级指挥员素质低，执行命令不坚决。李德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上的局部性错误，而是关系全局的、危及中国革命的重大错误。以红军指战员沉重牺牲为代价的无数血的事实证明：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在军事领域各方面都有明显表现的，形成一定完备体系的，造成严重恶果和导致惨重损失的一条完整的军事路线。因此，埃德加·斯诺在走访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领导人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在概是决不会再犯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