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香门第艰幸少年 

    1878年，父亲黄炎培出生在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宅中。内史第系江南名宅，除父亲黄炎培、堂兄音乐家黄自外，宋庆龄等三姐妹和宋子文兄弟也在此宅出生成长。此外，“五四”先驱胡适博士也在此宅度过童年。可谓一宅三家名人，世间少有。宅四周小桥流水，树阴环绕，尤其是门前一棵五人抱不拢的大银杏树。可惜战乱、“文革”，旧宅已毁，面目全非。内史第曾是江南著名藏金楼，秘籍书画，金石碑帖，有“富甲东南”之誉(1991年，恢复重建第一进院落，陈云同志题写“黄炎培故居”)。然而之后家道中落，黄炎培13岁丧母、17岁失父，十几岁便开始打工，白天站柜台，晚间笔耕，撰文卖钱，养活自己及两个妹妹。

    二、立身教育改造社会 

    从小受文化熏陶的父亲考取秀才，之后又中举人。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期特班。目睹江山破碎，黄从小立志救国。25岁开始办学，小学、中学，最有名的是浦东中学，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就读。之后黄又与人共创东吴大学(后苏州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工程学院、暨南大学等。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学校。学生有曾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殷夫、历史学家范文澜、数学家华罗庚、中子弹之父王淦昌、会计专家潘序伦、乒乓球教练傅其芳、演员秦怡等，可谓桃李遍天下。甚至越南胡志明主席也曾在年轻时受教于黄在越南的讲座，称黄为“我的老师”，上世纪60年代曾专门来家拜访。

    三、涉足经济老板之师 

    黄身在教育界，但对经济却不陌生。上世纪20年代初率先提出开发浦东，他牵头募股，成立公司，修建了上川铁路(上海到川沙)。他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自行发行债券。另一方面他创办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数万，分布在上海各公司企业，不少做了老总，有的当了老板。因此有人戏称黄是“老板的老板”、“老板之师”。上世纪30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黄，对人讲：黄炎培是在社会里扎下根的人，要好好观察他，帮助他。黄炎培与南洋陈嘉庚、上海胡厥文、盛丕华、无锡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兄弟、浦东穆藕初兄弟、重庆卢作孚、金融界宋汉章等都有匪浅之交。抗战中蒋介石曾有意让黄牵头中国工商界。蒋还似乎为报还父亲教育其两子之恩，听到我的四个哥哥陆续从海外公派留学归国，一度请父挑两个到其身边任侍从参谋，以示提携，当然也被父拒绝。黄访问延安后，政治倾向愈加明显，至1949年黄逃离上海北上到解放区，抓不到父亲的匪特，恼羞成怒，杀害了我二哥、哈佛经济学硕士黄竟武。 

    四、投身政治创建两党 

    黄不仅栖身教育、经济界，而且从青年时期就活跃于社会政治舞台。20余岁便在南汇发表反清讲演，被捕险些被杀，后被教士救出，亡命日本。在日本黄加入同盟会，曾任同盟会上海支部书记，辛亥期间曾奔走上海自治，活跃于地方咨议局。又随张骞创立江苏省教育会，黄任驻会副会长，参与地方事务，是典型的NGO。上世纪20年代，江、浙军阀对峙，黄往返于南京、杭州之间，达成停火。黄投身社会舞台但又坚决不做官，袁世凯曾拉其入阁，黄不从。北洋政府两次通电任命黄为政府教育总长，但黄坚辞不就。1931年，淞沪抗战，黄发起成立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作为国共之外的社会贤达当选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黄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民盟、民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八个民主党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1949年，黄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首次做起官来，不过如他所说做的是“人民的官”。

    五、毛黄神交心仪既久 

    1945年，毛率中共众要员到延安机场迎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见到黄时第一句话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1919年，黄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黄在会上讲演，毛在下边听。在延安毛的客厅里，挂的是黄炎培30年代题诗的画，同情长征危难中的红军。上世纪30年代黄便阅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传。至此次赴延安亲眼所见所闻，应当说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经历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同情到钦佩的过程，而毛对黄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样一位饱学又非等闲的学者，这样一位躬于实际长于实践的教育、经济、政治“三栖”人物，内心是敬重的。二人神交，心仪既久。这是毛、黄在延安纵论天下，对话历史的基础。

    六、眼前美好如何永葆 

    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抵达延安。在延安，黄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参观一家木器厂，黄想起自己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的木工场，延安这家厂的产品，刨得很光，拼得紧密，与在延安各友人家里摆着的家具一样，看来不像是特地准备，黄最忌恨弄虚作假。延安城里到处是新住房，延安已由过去的两千人扩展到现在的五万人，黄想起游历内地时见到的大群大群无家可归的人。黄参观延安大学、延安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艺等。城里有医院，乡下则是巡回医疗队。这里的教育卫生给黄留下深刻印象。在延安街上，黄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似都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也没见面带烟容颓唐的人。街上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介绍卫生知识。给黄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黄还发现，延安人们对毛大多是直呼其名，一般不称其“头衔”，黄闻到浓浓的平等气味。从自由到平等，几十年苦苦追求，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黄在这里似乎找到答案。黄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眼前是美好的，然而黄担心，将来如何？六十余年来，饱经世事，历尽苍桑的黄，耳闻目睹了一个个政权、一个个政团、一个个单位、一个个个人的兴与衰，周而复始，是人性使然？抑或制度使然？黄对此在思考。而面对即将成功的共产党领袖，黄要与之既来共探讨，又为共勉之。如何永葆这是黄与毛对话之初衷，从而引发这场对话。

    七、延安归来父母合作 

    60年前的7月，毛、黄做此番对话。也是那年7月，父亲从延安归来重庆，母亲姚维钧即怀上了我。次年春我生下后，父母曾谓友人：“方方(我的小名)是延安归来的产物”。而延安归来，父母合作更大的产物则是《延安归来》一书。父亲返渝后，友人一一登门相问，关切延安情景，于是为作答众友，父母闭门谢客数日。父亲口述，母亲执笔，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成《延安归来》一书，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国统区人人传诵，争购一空，又重印数版。正是《延安归来》一书，记录下这段伟大的对话，方为世人所知。或许是为延安对话付出代价，1946年匪特在重庆抄袭我家，母亲正怀着8个月的我。或许也是为延安对话所开始的历程，母亲在“文革”中受害致死。这正是“延安”在我家的分量，1968年初母亲逝后，年底母亲的第一个孙辈，我姐的大女儿降生，取名“小延”，之后二女儿取名“小安”，以纪念做出延安对话的父亲和执笔的母亲。60年后之今日，已年近六旬的我回忆起来，仿佛又重返母腹，听见那掷地有声的历史话音，仍在21世纪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奔向现代化的江河大地上，久久回荡，警示后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