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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拾荒
赵庆伟认为自己的收藏行为是一种为实现价值观的行为艺术。艺术品收藏也可以大秤称、集装箱拉，拾荒也可以拾出大家，象征意味胜过一切。
撰稿／张 静（记者）
“赵哥！《文艺研究》扔了６００公斤的东西，一口价３万３，不能开箱验货！”
接到电话，赵庆伟犹豫了一下。２０年来，这家文化部主管的老牌文艺理论研究刊物头一回大规模清理旧物。如果这里面有名人手稿，没准一举成个收藏家；万一啥都没有，３万多元就变成了一堆废纸。
赵庆伟一咬牙：赌！
３３个大纸箱赫然堆在眼前，赵庆伟心里一阵阵打鼓。打开一箱，全是一摞摞按顺序码得整整齐齐的校稿，赵庆伟的手抖了一下：叶浅予！
“一校、二校、三校……六校，我嚓嚓往下翻，心提到了嗓子眼：千万别是代抄，别是复印件……逮着了！确实是叶先生的亲笔手稿！还有冰心、李可染、吴冠中、王蒙、夏衍、石鲁、范曾……黄永玉的字真棒，铁划银钩！田间的诗集全是蝇头小楷……”
撂下箱子，赵庆伟蹲一边抽烟去了：“躁起来了，激动得直哆嗦。”一直抽到第四根，他才定下神来继续翻。“箱箱都是名人手稿。刚开始看到熟悉的名字还会捡出来专门找一个牛皮纸袋装上，后来看到王朝闻、邵大箴都没反应了，箱箱都有。我买藏品一般简单登记一下就送库房，这次花了一个星期，没让工人帮忙，一个人坐在那儿抄抄停停，独自享受发现的快乐。”
“藏吧”昏黄的台灯下，赵庆伟讲起“捡大漏”时眼神发亮，很舒服地就把两脚搁在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有滋有味地抽烟。想象中，这位京城收藏圈中无人不知的“废品王”已经是“奔五”的人了，应该裹着老棉袄有点邋遢和乡土气，没想到竟是身材颀长、很有灵气的主儿。一身清爽的休闲衣衫，圆圆的小眼镜后面是一双精明的小眼睛。
“潘家园第二”
对收藏圈而言，淘来件“清三代”瓷器或是几幅华君武漫画原稿，都会被视作掌上明珠，没事拿出来赏玩、摩娑一番，而赵庆伟特别“遭恨”——他手上几乎搜全了中国第一代油画作品，各种手稿３０吨，插图、漫画、老儿童画数十万幅、字画、拓本１００多公斤，老照片３０万张……
其中有无数你想得到却得不到甚至想都想不到的藏品：周恩来的亲笔国书、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写的申请信、７３１细菌实验报告、被茅以升亲手炸掉的钱塘江大桥的蓝图、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的手稿、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写的对联……这些东西多来自北京各大垃圾站，林林总总塞了５个仓库、２个标准集装箱外加一个临时中转站“藏吧”，往往只在日记本上留下寥寥几个字：“民盟，施复亮等，３００公斤，１２００元。”当你想瞧瞧“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那两本日记都写了什么稀罕事，他会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你：“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藏家希望这些宝贝都到它该去的地方，而不是被我扔在不见天日的地方。但对我而言，它们没被打成纸浆子就是最大的安慰，存在高于一切，其他都顾不上。”
１９９８年，上海延安路改造，沿途弄堂的老石库门、洋房里不断有一些老油画低价出卖，赵庆伟赶去大量收购。之后，大连城市改造，赵庆伟又从那里搜罗到日本老浮世绘版画等许多珍品。
这些年来北京旧城改造的速度加快，拆的都是有年头的老宅。既然保护不了胡同，赵庆伟开始抢救胡同里的纸片。随着奥运城建规划的实施，很多政府部门、文化事业单位也开始搬迁，大批早期的文档资料、名人手稿、画稿、书信、日记被当作垃圾处理掉，赵庆伟天天操心的就是这些推土机、垃圾车的动向。２００２年他买来一杆清代称粮食用的红木大秤，有１米多长，像小贩一样拎着准备随时“拼抢”。
“为什么严防死守、６年绝不离开半步？拆迁一个接着一个。从协和医院到农业部、建设部，从出版社、杂志社、画报社到电影制片厂、科学院、高等院校……１０分钟里赶不到，这些东西就可能被买走，只捡出眼前有行情的物件，其他都送去造纸厂打成纸浆，这种事都发生过。”
“青史成灰，悲莫大焉。”来来回回翻着自己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密密麻麻记下来的一笔笔收购，赵庆伟突然大发感慨：“北京的东西真多哪！真扔，不是假扔。北京人就是爷，北京文化就是‘爷文化’，都不用人下命令，全扔！”
“拆迁最火的时候我这儿叫‘潘家园第二’，因为中国最大的古玩、旧货市场潘家园交易主要集中在周六早上，我这儿是全天候开放，晚上１０点钟还有人来送货。”
草根的江湖
赵庆伟刚开始搜集废弃艺术品的时候像大多数藏家一样，清晨６点带着手电筒，身上揣几千元现金，在朦胧中的潘家园转一圈，８点来钟全杀回另一块收藏宝地报国寺。
“最早淘到的是溥杰的信，潘家园的小贩说是从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出来的。我家就在那对面，从小在高墙外面玩，这下来兴趣了，问他有沈醉的没有。他说杜聿明、沈醉、宋希濂这些人的都有，我一共花了３５００元。按道理功德林一号的书信、材料应该有很多，但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很少的一沓子流传出来，其他的可能已经销毁。”
如果说潘家园是江湖，摊位买卖往往只是江湖的水面。北京和赵庆伟同样收藏手稿和书信的人大约有二三十人，能够“一网打尽”的只有他一个。赵庆伟一手开创了一个市场，在废品商和清洁工中建立起庞大的“草根收藏网”，有好东西一个电话就搞掂了。
“这些线人认识一个就有俩，他们有很多圈子，河南、河北、山东、安徽……一个人发了财，就把亲戚带出来，最大的一个家族在这儿有１００多人。”
“刚开始线人不肯直接带我去废品站，怕我以后撇开他们单线联系。但有些东西他们不敢买，又想赚这笔钱，就只能带我去，我给他们１０％的佣金。后来他们发现赵哥不是那种抄人后路的人，即使货场打电话给我，我也会让线人去，一来二去大家就不避讳了，他们圈里人吃饭也会叫上我。”
线人们很注意和赵庆伟维持关系。买６本伪满洲出版的旧书，小杜的弟弟小三就送给赵庆伟４册手写的日文笔记。等他回到家一读，发现是记录１９３７年及１９４４年人体细菌实验报告、人体细菌抗体实验报告、跳蚤带菌实验报告。“表格里面标着男女、注射完的发热度、时间等等，为日军７３１细菌部队的分支机构大连卫生研究所旧物。到现在都特别大的药味，说明当时消毒得很厉害。”
赵庆伟也经常会指点线人该怎么行动，董其昌的手稿就是这样来的。有线人发现一户人家处理的旧书都比较值钱，赵庆伟感觉这不是普通人家，叮嘱时刻留意，一张纸片也不能漏掉。线人很有心眼，和小保姆打起交道，买下这家所有的“废品”。当赵庆伟看到那本黄花梨木作封面的册页时眼睛都直了，专家鉴定价值百万。
２００４年春，潘家园的草根队伍都被一桩大生意搅动了。一家建国后成立的中国最大、最知名的出版社在清理库房的时候处理了大量的旧存图书、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他们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出书时用做封面的设计图原稿及为配合书中故事情节由知名艺术家创作的插图、版画的原画稿。现在插图炒起来了，但在当时这些“非主流美术品”还不被认识。
“这批货落在一个外号叫老黑的山东小贩手里，两块钱一公斤。他不懂插图，但是行里人报价的方法他懂，你开价他不开价，就是不卖。后来有一个潘家园的哥们用另一种方法做他的工作，既然整体不卖，他就想通过蚕食来掏空他。‘你别着急，我一袋一袋帮你卖准能卖出更高的价。’这一招真灵，老黑果然让他抽走了一袋，冯雪峰的《冯雪峰寓言》，全是黄永玉插图。说好了９０００元，这人卖了１４０００元，回来还多给了老黑５００元讨他喜欢。可没想到老黑比他还鬼，以后不管哪袋都卖１万，而且必须整拨撮，他那小棚户房里堆了足足有５００袋，再要挑出一袋值１万的可难了。有人把价给涨到４０万了，还是免谈。
谁曾想就在这时非典爆发了，老黑跑回老家，再等到非典结束大家已将这件事淡忘了，他莫名其妙１０万元就出手了。所幸的是，收货人大刘拉回家时发现我已经抽着烟堵在他家门口了。是我的第一供货商，也就是大刘的三叔给我打的电话。这批货也是赌。跟赌玉一样，圈里流行赌货。有两大编织袋，封得严严实实，如果是箱子还会画满谁也不认识的字，只能开一个口看一看。要价３０万，我最后砍到１８万拿下。过了两天我在报国寺碰着他，头都是昂着的，腰里缠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包，全是我的钱。后来我得知这家出版社处理的东西我只买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被别人买去送到广州嘉德，拍了３００多万。”
“不能惊世，骇俗亦可”
其实油画、手稿、书信、老照片只占到赵庆伟收藏的小部分。赵庆伟从１９９６年进入收藏界，１０年来从没按规矩出过牌。他的收藏既偏且冷，各国驻华大使馆处理的外文信、越战纪录片胶片、战况电报、清代印刷铜版、文革票据、老地图、火花、底片、戏服，甚至长安街上的华灯。
“收藏圈对我的收藏很不以为然。他们不认同我就特开心，说明还有先锋性，还有机会。一般的人一知温饱就‘前卫’变‘后卫’，而我一定要干别人没干过的，否则对于我而言没价值、没意义。国博前一阵子征集家书，标准不再是名人，你看它也转变价值观了。”赵庆伟认为自己的收藏行为是一种为实现价值观的行为艺术。艺术品收藏也可以大秤称、集装箱拉，拾荒也可以拾出大家，象征意味胜过一切。
赵庆伟无疑是精明的商人。以他的资金量，避开成熟的高端收藏市场无疑是明智之选。而这又正对他不入主流收藏圈的胃口。据说这反叛的劲头是从小有之。
１９６３年，赵庆伟出生在北京一个军区大院，祖上是满族镶黄旗人。
什么是大院子弟？看过《动物凶猛》（后来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大概都能领教这帮孩子叛逆、张扬的劲儿，带着那么点优越感和自命不凡。尤其是成长在部队大院的，“折腾起来差不多能惊动北京城的西半拉。”
“我这人从小很腼腆，但一牵扯到反叛就胆子特大。上中学的时候，穿着打扮比大街上所谓不务正业的流氓还要过分。他们顶多穿喇叭裤、烫飞机头，我那时能留披肩发、剪裤脚，拿块砖头嚓嚓把裤子给磨出窟窿来。别人指指点点说瞧那德行，我就特高兴，那个时候能让大人生气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后来等到人人这样，我又开始循规蹈矩了。”
“全盘收藏”需要资金支持，而赵庆伟在入收藏圈之前已经赚下千万身家。“我没因为反叛遭受过什么挫折，反而因为反叛尝到了不少甜头。”
“我爸爸如果管我，致胜的法宝是钱。‘你想穿新衣服、新鞋？钱在老子这儿，我就能教训你。’我要摆脱这种家长制，第一就是要有钱。”
“我１２岁就会赚钱了。我们院后边有一个部队的通讯营，扔了很多烂通讯器材。当时铜丝是重要物资，单位开介绍信才能买卖。我弄了一团很胆小地拿去废品站，有个老大姐居然给我幺一下。这一幺不要紧，卖了８块７！”赵庆伟说到这段笑得脸都皱了：“这钱简直是太多了！”
技校毕业后赵庆伟被分配到整流器厂当工人。１９８４年还没有第二职业这个词，赵庆伟已经偷偷在外面兼职。“其实就是帮北京音乐厅一楼的乐友咖啡厅修电器。我需要钱，对我来说，有报酬就是有挑战性，我愿意冒险。”
在乐友，赵庆伟认识了当时中国第一拨倒爷。“他们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一瓶洋酒１５元，高兴了来两瓶，再点份三明治，一结账４０多块钱，我一个月工资没了，他们天天那么吃，对我打击太大了。”
然而赵庆伟并没有跟着那帮倒爷跑广州做服装。“那不适合我。我午休常到琉璃厂的旧书店看书，路上正好经过中国邮票总公司，那有一帮倒邮票的贩子。我觉得倒邮票比较适合我，本身比较喜欢。１９８８年刚结完婚，起步资金只有３００多元。玩了一年还算成功，赚了１０万块钱。”
“中关村第一高手”
１９８９年，赵庆伟从工厂辞职，准备在邮票市场上施展拳脚，却意外去了一家公司当每月只有１８０元工资的临时工。
“当时建行第一个把储蓄所联网，面临一个万一断电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工厂原来的车间主任也挺前卫的，组织了一批人帮建行成功开发了ＵＰＳ电源，四通电源就这么起家。我技术上是第一流的，他需要技术工人负责整个生产线的安装、调试、维修，邀请我去帮忙。”
“公司对我而言是一个新挑战。公司嚷嚷好几年了，我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公司，这也太落伍了。原本说干３个月，没想到待了３年。”
３年后，赵庆伟因不满人事倾轧辞职，接到一个电话：“我经过调查，中关村第一高手就是你，咱们能不能谈谈。”谈的结果是这家公司４年后成为中国最大的电源企业，产值上亿，而赵庆伟也从总工程师变成了公司董事、分公司的董事长。“我一分钱没掏，技术入股，这在中关村是一个奇迹。那么大的公司，居然能跟我三七开。”
“股东打得很厉害。我成了董事以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需要保持源源不断的更新。干了两年多，我一年生一次大病。３７岁那年一场大病带给我太多的感受。等大病初愈，我便撤出了。”
公司经历决定了赵庆伟在收藏路线上和个人藏家不同，他把艺术品当一个产品来论证，并追求“量”的概念。“我接受不了这种现实，曾经经营１００多人的集团，又倒退回倒邮票的阶段。企业行为需要规模才能出财富。我有１００吨手稿。可能池莉写给朋友的三封信卖不过鲁迅、巴金，但是它记载了池莉刚开始成名的时候真正的心路历程。关键不是一个池莉，而是近５０年以来的一批文人的手稿。将来就可以把它们数码化做资料交换。就像比尔·盖茨现在搜集老照片做的数码公司。”
百年无废纸
跟赵庆伟聊久了，会发现“钱”这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藏吧”挂满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葫芦，“从风水上讲葫芦能聚财。”他直言不讳地宣言：“爱好最好能换钱，换不来钱的靠边站，我优先选择喜欢还能赚钱的玩意儿。”
然而这个非常爱钱的人至今没有把一页手稿、插图变现。“我没计算过投了多少钱，只能说我炒邮票的钱和中关村赚的钱都进去了。光库房我一年就要交几万块钱的费用。有一次手上只剩下２０块钱，发誓收手不干。没想到一直反对我无物不藏的妻子却提醒了我：‘你不是还有那些老邮票吗？’又起死回生。再没钱了就卖老油画。”
你可以说这是因为赵庆伟更会赚钱，不肯为小利而牺牲“整体开发”，但也不能抹杀他身上那种６０年代生人趋同的“英雄情结”。“企业家们的收藏多带有较强的商业色彩，但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还想要充当艺术的保卫者，瞄紧那些行将消亡的历史残片。因而，我的收藏门类虽多，但各门类自成体系，皆是‘有为而为’。”
翻着这些日子的笔记，赵庆伟发觉：“大规模的拆迁已经停下来，可收的东西越来越少，要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藏品继承是困扰所有收藏家的问题。赵庆伟时而轻松地说：“随境。女儿如果不喜欢，大不了最后都捐给国图、军博。”不过他也承认：“许多博物馆有很严格的准入制度。”
“我有陈毅夫人毛笔手书的陈毅一生的诗集，文联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时候，我想把这本手稿捐给军博，他们说不够标准，让我自己留着玩吧。”
展览是这些藏品的一个出路。他曾展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毅、陈云、聂荣臻、华国锋等十多位中国前政要手书信件、诗词手稿、题词原件。“文革”时期很多艺术作品没有签名，他还打算还准备通过展出让作者前来指认。
然而赵庆伟的收藏毕竟太多太杂，究竟该怎么定位，用他自己的话说“都乱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把哪个当主题，最后就乱成一锅粥。”也许未来开发的资金以及精力可能远远超过当初购买藏品。
赵庆伟做着ＩＴ人都喜欢的“概念经济”梦：定位、包装、上市、风险投资……据说已经有档案界人士愿意援手。“我爱做白日梦，有梦才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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