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有40年了。星移斗转，我们国家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亲眼看祖国和家乡的新面貌，那该是多么激动和高兴啊！父亲一向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开发建设。早在四十年代，他就写了一篇《开发琼崖的一点意见》，发表于全国发行的学术刊物《边政公论》，他在文中透彻分析了琼崖在国防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进而指出琼崖的开发是刻不容缓的，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父亲走后，上世纪90年代母亲曾带我们回海南来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乡亲们伸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们，家乡的一草一木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无限热爱教育事业，他一生大多时间是在教育岗位上度过的。他的高足很多，据我们所知并一直关心我们成长的，在海南就有李鸿然、林安彬、陈振魁、向光明、程儒参等多位，至今早已成为挑大梁的人才。父亲律己以严，待人以诚，凡是和他相处过的都觉得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诲人不倦的导师。

　　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会决定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的父亲奉派去北京参加筹备工作，负责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他任广东组组长，率领调查组到民族地区进行预期五年至七年的民族调查。这可说是父亲多年的夙愿。作为海南岛的儿子，他多么希望能为家乡的少数民族同胞贡献力量呵！他先到海南岛黎族“合亩”地区作重点调查。从1956年10月至1957年5月，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编写了《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及《番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两册数十万字的调查报告（由全国人大民委编印发行），此外还撰写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及《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在《光明日报》发表。

　　1957年，父亲被加上莫须有的“右派”罪名，受到谴责，留校“反省”，原来的调查计划便告夭折了。这不仅是对父亲的沉重打击，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不过，父亲并没有因受挫折而懊丧，他仍然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心扑在事业上。从1958年6月至10月，他写完了《中国原始社会史》初稿四章，才不得不停下笔。是年年底，他被遣去学院农场放牧一年。他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脑海里仍在思考自己未来的事业。从他当年的日记中知道：他边牧牛，边考虑今后要写完《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美术史》三部书。可见他身处逆境仍是乐观的。1960年元旦，父亲在农场吃过“年饭”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原来组织上宣布他被摘了“帽子”。

　　父亲常常教导我们：不论什么工作，既然接受了任务，就要认真负责，争取出色完成。

　　父亲教学之余，总是在书房里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家中大小事务，照例偏劳妈妈冯来仪（民院副教授）一个人，为的是怕耽误父亲宝贵的研究时间。1965年暑假，父亲带我们一家四口去北京旅游。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过去每到假期父亲外出开会，都是留我们在家里的。我们在北京拜会了双目失明的著名人类学家胡体乾师公，父亲和他畅谈甚欢。可没有几天，父亲接到学院要他赶回去和学生一道去广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电报。他便匆匆走了。父亲在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运动，写信回家说，他访问了一些父老，收集了不少资料，对以后教学研究很有好处。还勉励我们兄弟努力学习，争取进步。谁也想不到这竟成了他留给儿子最后的遗言。

　　1966年初，父亲从广西返校。原说要他先回来准备上课的，不料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骤然而至。父亲横遭迫害致死。时年仅54岁，父亲所积存的手稿、资料、调查笔记、工作日记，通通作为罪证而同遭厄运……

　　让我们学习他终生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踏着他的足迹前进，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