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最流行：北京与上海的“双城记”

　　“上海不是那个上海，北京也不是那个北京。这同样不再重要。生活仍在沸腾，新的一代正在新的城市创造属于他们的文化，在《站台》，在798厂，在超级女声，发出他们粗粝的青春冥想和尖锐的‘海豚音’”，在新星出版社刚刚修订重版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作者杨东平这样感慨。

　　与《城市季风》的重版相辉映，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也推出了“京海派研究”专家吴福辉的《游走双城》；江苏人民出版社2月份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马杰伟的《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中国海关出版社将北大学者韩毓海近年在《书城》、《天涯》等杂志上发表的主要写城市的学院散文结集为《天下：江山走笔》；三联书店的“城与年系列”陆续推出梁思成的《建筑文萃》、华揽洪的《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下称《重建中国》），吴良镛的《走出同心圆》也即将上市……连同去年热销的南京译林出版社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书城》“城市”专栏结集《书里的城，城里的书》，多次再版的易中天的《读城记》、王军的《城记》、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研究城市的非虚构作品已然成为近来坊间热潮。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孙逊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对城市题材的出版热曾有过精彩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城市”日益成为文化传媒的宠儿体现了消费社会对传媒的制约，一个城市的传媒只有包容和表达各阶层的声音，城市文化才具有更广泛的公共性，“身处上海，很容易被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所迷惑，然而仅仅关注摩登上海就太‘皮相’了”。

　　�D城市研究：对当下生活最紧迫的关注

　　“双城记”提法现在很流行，但吴福辉最早看到这样的提法是1994年在香港一个文化场所的沪港电影史的研讨会上。

　　吴福辉表示，关注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在中国古已有之，现代的中国文学如果没有鲁迅的未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北京，茅盾、新感觉派、张爱玲的上海，便无法相信我们的文学地图会如何拼成。吴福辉考察发现，20世纪的中国文人中同时关注和喜欢上海、北京的作家少之又少：“喜欢北京的，就大张旗鼓、堂堂正正地声讨起商业文化和洋场恶少来；而喜欢上海的大半只是在心里爱着而已，很少有人会形诸笔墨”。“假使批评北京，那就是如同批评‘咱’的中国，急不择句中都会带着一份亲切；可鄙视上海者，就像这个城市是洋人带来的，与己无关，又像是随了二婚的太太进门的‘拖油瓶’，怎么瞧着怎么不是自个儿的孩子”，“这种情景是意味深长的。沪港的关系则不同，喜欢甲者就喜欢乙，反之亦然。”据了解，吴福辉“大约是我国惟一招‘京海派研究’的博士生导师”。他的学生就在研究《小报视界中的日常上海》。

　　杨东平研究上海和北京始于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了美国学者罗兹·莫菲关于上海近代史的专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当时“未有国人写的‘上海史’”的状况刺激了杨东平作为上海人的自尊。同年，在上海《青年一代》杂志发表的短文《京沪青年：差异和互补》引起出乎意料的反响，促使杨东平自1992年开始《城市季风》的写作。

　　杨东平在书中明确提出“现代中国的双城记”的说法，他认为上海人精明、实惠、世俗化、西化和讲求合理主义以及规矩和礼数，而北京人政治化一些，喜欢侃大山和幽默。

　　杨东平认为，上海与北京的这种搭配曾经是惟一的，“但是，今天无论上海还是北京，莫不以与纽约、巴黎、伦敦成为‘姐妹’而荣耀，并且以曼哈顿和香港为主要的追捧对象”，“香港－上海的‘双城记’变得更为令人关注和意味深长。老上海曾经是香港的版本，而今天的新上海却更像是香港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复制，重演了房地产业取消历史、改变城市的一页。人们意识到，或许在上海与加尔各答、与台北这样的比较中，蕴涵着更丰富的启示和意义。”

　　这次修订，杨东平增加了“十字路口的城市”和“上海新天地”两章，“以表达对当代城市最紧迫的关注”。

　　胡同保卫者:与推土机竞赛

　　杨东平也是北京的胡同保护者，《城记》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和胡同保护者华新民女士都是他的好朋友。巧合的是，华新民恰好是三联书店新书《重建中国》作者华揽洪先生的女儿，《重建中国》和《城记》的责编又都是张志军女士。

　　华揽洪先生1912年生于北京，1951年，在梁思成的提议下，华揽洪被北京市政府聘为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梁思成任第一总建筑师）。在国内工作的26年间，华揽洪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做出了北京市总体规划甲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做乙方案，但由于历史原因两个方案都未被采纳。1977年退休后，华揽洪偕夫人定居法国。最初于1981年用法文写成的《重建中国》“介绍的是解放后直至70年代末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以及新中国历次运动在这些领域造成的影响，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华新民身体力行地践行着父亲保护北京城的梦想，然而美术馆后街22号院和孟端胡同45号院这样的四合院都逃脱不了被拆除的命运。

　　杨东平和华新民、王军有着深切共鸣—外国人称北京变成了“poorHongKong”——乏味的香港。“每当穿越北京高楼大厦的丛林不知身在何处，或者被堵在高速路上寸步难行时，我经常会想起一位学人的比喻：一个身材高大、满面红光、衣衫鲜亮的文盲，能算是一个现代人吗？”

　　去年就南京译林出版社引进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接受本报采访时，王军表示：“我们不能否认，大自然的健康基于生物的多样性，城市也是这样，大规模地拆除重建城市，就是摧毁城市的多样性，结果就是扼杀城市”，“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城市是有其自身的生命的，它会按自己的方式生长，这样的生长不是你规划师规划出来的。”

　　也只有胡同保卫者们和推土机的竞赛取得最终胜利，北京和上海和香港和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双城记”比较才显得有意义，这无疑是近期坊间流行城市研究类题材的一个可能的原因。用杨东平的话说就是，“尽管北京为它稠密的摩天高楼，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和首钢、燕山石化等经济成就骄傲不已，朝圣者们仍然冥顽不化地在胡同陋巷之中艰难地搜寻八百年古都的风流遗韵，凭吊着在我们眼前和身边日新月异地消逝着的最后的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