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这样一则故事：7人组成的团体，他们想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每天的分餐问题——要在没有计量工具的状况下分食一锅粥。最后想出来一个规则：每人轮流值日，但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因为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

　　规则有时比技术更重要。马基雅维利说过：“没有什么比创立事物的新规则更难实施、更难成功，更难处理了。”也许还应该加上一句，没有什么比创立事物的新规则更有价值了。

　　新军事革命呼唤新军事制度。过去，无论冷兵器革命、热兵器革命还是机械化革命，虽然多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点燃的，但若没有制度的革故鼎新，科学技术点燃的变革火花只能是基础支撑，无法深入到军队组织的整个肌体中去。而历史一再证明，军事领域的对抗不仅是武器装备等的“硬”对抗，更是军事制度等的“软”对抗。改进武器装备，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使战斗力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如果没有对军事制度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作保障，就会为长期的发展埋下隐患。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苏军一些高级将领认识到了新军事变革的到来并提出了改革苏军的建议和主张，但很大程度缘于军事制度的滞后，没有将这一思想变成法规条令，致使曾经与美军比肩的强大苏军，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面前成了落伍者。

　　《基于效果作战》作者戴维·德普图拉说过：对一支浸透了既往传统、战例和战略的军队来说，其面临的挑战是要先人一步认识到变化、拥抱变化并利用变化。美军十分注重把比较成熟的改革成果及时“物化”于法典之中，把经论证试验后相对成熟的理论写进军事法规。美军从1905年首版《野战勤务条例》算起，到2001年版野战条令FM100-5《作战纲要》是第15版，周期是6年多。近年来，美军加快了战斗条令的修订周期以适应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例如，1993年2月出版的《联合后方地域作战条令》已被1996年5月出版的同名条令取代，仅历时3年3个月；1994年8月出版的《制订联合行动计划条令》已被1995年4月出版的同名条令取代，仅历时8个月。如今，信息技术几乎每18个月提高一倍，美军条令严格遵循提出议案、立项、编写初稿、批准颁发和评估审查的程序，并制定了一种往返循环的条令修改程序，如美陆军每18个月对野战条令进行一次例行评估，针对评估情况决定是否采取重新编写或全面修订，对条令存在的问题随时进行更新。因此，当大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创新军事理论、进行训练转型、加强信息化武器装备建设等“有形”因素的时候，是否也应当考虑军事制度这一重要的“无形”因素？

　　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当前，我军在尚未完成机械化建设，而又面临着信息化建设的重任，在打赢高科技战争能力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条件下，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军情，辩证扬弃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突破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以人为本地通过制度创新，为人与武器的有机结合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为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证，从而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