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关于“多数警察讯问时不希望律师在场”的新闻出现在几家媒体上，还出现有关的评论，如“警察讯问为什么不欢迎律师在场”等。看了这样的新闻和评论，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和担忧：这一制度是否需要很高的警察支持率？假如很多警察不欢迎律师在场，这一制度是否就在中国得不到施行？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警察讯问时不喜欢律师在场，这是能想象到的。警察自然热衷于通过讯问方式破案，而且不断摸索出新的讯问方法，不希望他们的讯问方法受到任何方式的掣肘。而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警察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些方式就可能用不上，当然会影响他们所期望的讯问效果。

　　但是，律师在场制，却不能以警察是否喜欢作为依据。

　　设置律师在场制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律师对讯问过程的监督，防止审讯人员滥用公权力，侵害被讯问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讯问对象的“律师在场权”，本身就是和警察的侦查权相对抗的。制约权力有两种方式，以权力制约权力，或者以权利制约权力。律师在场权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权利，如果要问被制约者是否满意，绝大多情况下，得到的答案不会是肯定的。

　　而且，律师在场制之所以被提出，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迫切的现实需要。近年来，警察刑讯逼供的恶性案件经常出现，杜培武案、佘祥林案、李久明案、王树红案……在刑讯逼供案中，被刑问者有的被冤杀，有的冤受牢狱之苦，有的被讯问酷刑致残，有的甚至就死在讯问现场。为什么刑讯逼供案这么多？原因在于警察讯问的权力没受到什么监督和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讯问的方式是否合法就完全取决于讯问人员，如果讯问人员破案心切，或者求简图易，本身素质又不高、法纪意识不强的话，就有可能讯问时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违法犯罪。所以，加强对警察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显得非常迫切，而律师在场制，从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看，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我们出台一个制度，要考虑的是为何而设，要使主目标清晰，围绕主目标而行事，没必要考虑那些无关紧要甚至不相干的因素，特别是不能让那些对主目标的实现起阻碍作用的因素参与进来。在我们的现实中的确有不少求全、求皆大欢喜的思维倾向。比如，有个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干部的工作进行监督。这本是个好现象，但是本地有关负责人在介绍这项新举措的存在依据时，说：据对49个村的调查，村干部满意，群众也满意。这是什么理？对村干部监督，要村干部满意吗？

　　对于律师在场制，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的公民欢迎不欢迎，因为这本身就是为公民的权利保障而设。至于警察的欢迎程度，应不是主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