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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
萧沛苍
曹霸画马,“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蒲永升画水,“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曹蒲二人的画早已不存,因为杜甫写了《丹青引》,苏轼写了《寿宁院画水记》,后人才知道他们,画史上才留下他们的名字。老杜和大苏,也就是早期的题画者。
曹霸和蒲永升应该说是幸运的。韩愈也写过一篇有名的题画文《画记》,云“杂古今人物小画为一卷,人大小百二十有三,马大小八十三,器物二百五十有一,皆曲尽其妙”,以为“非一工人所能运思”。这不止一位“工人”,也就是此一卷画的作者,连一个名字也没能留下。
古时的画工画师不算士大夫,并不能文,以画为业,靠画谋生;士大夫则靠田租和官俸过活,能作文章,而视之为“千古事”,不会拿来換钱。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界限。画工们画人画马“皆曲尽其妙”,《画记》却只有韩愈才写得出。
出于天性和天分,士大夫也有喜欢画,画得好的,如唐之王维,宋之苏轼,因此便有了“文人画”。但画工与文人的界限一时仍难消除,作画仍然只是文人的“墨戏”,“三绝诗书画”中画仍然只能排老三。苏轼可以为蒲允升、李允升们题画,对自己的画却极少留题。
一直要到实行“九儒十丐”政策的元朝,谈书人成为“臭老九”,甚至沦落到了不能不用字画来“易升斗之粮”的地步,文人画才真正得到大发展。明清两代,画家便基本上都是文人,而且大部分都职业化了,“题画”慢慢成为文体之一,自题自画的也渐渐多了起来。这实际上是画家在创作上和人格上走向独立的过程。郑板桥本是县太爷,七品官,却敢于辞官不做,卖画过活,在自己的画上题道,“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带有现代知识分子色彩的画家,就由此而诞生了。我不懂画,却喜欢看看题画的小文,尤其是郑板桥的。他有一则《题画竹》: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不到一百个字,既写了“眼中之竹”的景,又抒了“胸中之竹”的情,从“眼中”到“手中”,谈的是画理和美学,“胸中”的意趣,则引出了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文字既清新,又波峭,不仅好读,而且耐读。
这幅板桥画竹我从未见过,连印本也无缘识面,恐怕它也不存在天地之间了;这则“板桥题画”,则从六十五年前初见时起,即一直没有远离我的记忆,几年前撰《念楼学短》时又将其收留在里边。
画家本人的“题画”,在西来的油画上是见不到的。如今的画家无一不从院校出身,都可以说是文人,学的即使是油画,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又为何不可保存一二?使我高兴的是,最近出版的《萧沛苍油画集·与风景同行》总算填补了这个空白。我不具备评画的资格,但萧君在一些画幅下写的《作画手记》,却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实际上便是他的“题画”,如《蕨》下所题:
“一到春天,山沟中樱桃花开时,像粉末般撒下的细雨中,蕨苗也就拳拳地长出来了,齐崭崭地排着,一片连着一片,还真是好看,便想画它。蕨苗可食,伯夷叔齐首阳采薇,不知是不是就是这个?”
《蕉》下则题道:“广东音乐曲牌中有《雨打芭蕉》,想必是春雨。雨打芭蕉的声音四时不同,每雨也每不同,而那感受,则多半又是由你其时的心境而定的。我喜欢芭蕉,它带给你的情趣是那样的丰富,尤其是它的绿荫将你的窗和阳台浸得一片绿意的时候。”
《出山》下又题道:“小溪的水很清很清,然‘水至清则无魚,这也真切。不然,何以有人别出心裁要在溪边山田中挖个池子,放进魚儿,让人在浑浊的水中钓魚呢?小溪的水欢快地流,它要流出山去。不怕人笑我荒唐,我还真替它操份心。”
已经摘抄了三则,不好意思再抄下去了。这实在是很美的散文,和郑板桥的可以相比。萧君的画我自然也很喜欢,尤其是他画的山石,能使我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和沉重,却苦于无法用“内行话”表达出来,于是只能就“题画”讲几句。买椟还珠,不免贻笑,不过这些话也是我本来想要说的,便顾不得那么多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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