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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
萧沛苍
曹霸画马，“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蒲永升画水，“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曹蒲二人的画早已不存，因为杜甫写了《丹青引》，苏轼写了《寿宁院画水记》，后人才知道他们，画史上才留下他们的名字。老杜和大苏，也就是早期的题画者。
曹霸和蒲永升应该说是幸运的。韩愈也写过一篇有名的题画文《画记》，云“杂古今人物小画为一卷，人大小百二十有三，马大小八十三，器物二百五十有一，皆曲尽其妙”，以为“非一工人所能运思”。这不止一位“工人”，也就是此一卷画的作者，连一个名字也没能留下。
古时的画工画师不算士大夫，并不能文，以画为业，靠画谋生；士大夫则靠田租和官俸过活，能作文章，而视之为“千古事”，不会拿来換钱。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界限。画工们画人画马“皆曲尽其妙”，《画记》却只有韩愈才写得出。
出于天性和天分，士大夫也有喜欢画，画得好的，如唐之王维，宋之苏轼，因此便有了“文人画”。但画工与文人的界限一时仍难消除，作画仍然只是文人的“墨戏”，“三绝诗书画”中画仍然只能排老三。苏轼可以为蒲允升、李允升们题画，对自己的画却极少留题。
一直要到实行“九儒十丐”政策的元朝，谈书人成为“臭老九”，甚至沦落到了不能不用字画来“易升斗之粮”的地步，文人画才真正得到大发展。明清两代，画家便基本上都是文人，而且大部分都职业化了，“题画”慢慢成为文体之一，自题自画的也渐渐多了起来。这实际上是画家在创作上和人格上走向独立的过程。郑板桥本是县太爷，七品官，却敢于辞官不做，卖画过活，在自己的画上题道，“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带有现代知识分子色彩的画家，就由此而诞生了。我不懂画，却喜欢看看题画的小文，尤其是郑板桥的。他有一则《题画竹》：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不到一百个字，既写了“眼中之竹”的景，又抒了“胸中之竹”的情，从“眼中”到“手中”，谈的是画理和美学，“胸中”的意趣，则引出了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文字既清新，又波峭，不仅好读，而且耐读。
这幅板桥画竹我从未见过，连印本也无缘识面，恐怕它也不存在天地之间了；这则“板桥题画”，则从六十五年前初见时起，即一直没有远离我的记忆，几年前撰《念楼学短》时又将其收留在里边。
画家本人的“题画”，在西来的油画上是见不到的。如今的画家无一不从院校出身，都可以说是文人，学的即使是油画，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又为何不可保存一二？使我高兴的是，最近出版的《萧沛苍油画集·与风景同行》总算填补了这个空白。我不具备评画的资格，但萧君在一些画幅下写的《作画手记》，却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实际上便是他的“题画”，如《蕨》下所题：
“一到春天，山沟中樱桃花开时，像粉末般撒下的细雨中，蕨苗也就拳拳地长出来了，齐崭崭地排着，一片连着一片，还真是好看，便想画它。蕨苗可食，伯夷叔齐首阳采薇，不知是不是就是这个？”
《蕉》下则题道：“广东音乐曲牌中有《雨打芭蕉》，想必是春雨。雨打芭蕉的声音四时不同，每雨也每不同，而那感受，则多半又是由你其时的心境而定的。我喜欢芭蕉，它带给你的情趣是那样的丰富，尤其是它的绿荫将你的窗和阳台浸得一片绿意的时候。”
《出山》下又题道：“小溪的水很清很清，然‘水至清则无魚，这也真切。不然，何以有人别出心裁要在溪边山田中挖个池子，放进魚儿，让人在浑浊的水中钓魚呢？小溪的水欢快地流，它要流出山去。不怕人笑我荒唐，我还真替它操份心。”
已经摘抄了三则，不好意思再抄下去了。这实在是很美的散文，和郑板桥的可以相比。萧君的画我自然也很喜欢，尤其是他画的山石，能使我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和沉重，却苦于无法用“内行话”表达出来，于是只能就“题画”讲几句。买椟还珠，不免贻笑，不过这些话也是我本来想要说的，便顾不得那么多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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