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广州离金融中心有多远？·特色篇：历史与未来——“十三行”在前 金融中心在后
撰文 唐松风
“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古时之番禺，即今日的广州。
“六脉通海，青山入城”，是古人对羊城的描述。“商”从来都是广州城市历史上一道深深的皱纹。回溯人文环境，经济实力和金融发展情况等金融中心形成所必须的基本要素，广州被时间灰烬遮掩的面目也渐渐清晰，这些要素作为标尺将更准确地丈量广州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道路上的步伐。
繁华散尽
广州的金融业起步较早，早在五口通商后的上世纪40年代，已有洋商在广州设立银行，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广州设立的外资银行或分行有10余家。其中，包括当今金融界的大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法国法兰西银行。从那时起，广州的金融业就显出先发制人之势。
当其时，各个外资银行在放债、经营国际汇兑、发行钞票、吸收存款方面，各擅胜场，各有千秋。与外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银行相比，中国古老的金融机构则数钱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织，广州在十三行全盛的时代，它们提供的金融服务就有为外商保管现金、鉴定银两和融通款项，以至于外商商贸往来，不可或缺。而且广州大部分钱庄是与商业发生联系并为后者服务的。
鸦片战争是导致十三行破产的导火索。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轰然爆发。战火让17~18世纪东方的贸易中心“广州十三行”渐渐衰败。由于“广东之富扬名于天下”，又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战场，首当其冲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十三行商人被迫就地筹款作战争赔款，富庶天下的行商家庭也纷纷破产。
榜眼广州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地理优势得天独厚，以广州为驿站，远涉东南亚、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可通有无。广州早在秦汉之际，就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已是对外贸易、商贾取富的重要城市。在元代，广州乃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港，与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并驾齐驱，作为古代世界的重要港口城市，财广四海，商通天下。
作为华南地区长期的政治经济中心，广州聚集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全国39个工业大类，广州就拥有38个，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广州工业形成了汽车、轻工、钢铁、机电、医药“五大板块”的大企业集团。广州总体经济实力已居中国十大城市之三，经济集聚力和辐射力日益增大。
“腹地优势”
而与珠三角其他地区的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唱主角不同，广州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好，为广州成为区域金融中心提供力量支撑。截至2005年7月，广东省共有上市公司151家，上市公司总股本1078.07亿股，占全国总股本的13%；基金公司资产与基金份额均占了全国市场的50%左右。
除此之外，民间资本雄厚亦足以证明广东规模经济实力。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一个“经济腹地”，“经济腹地”规模的大小决定了金融中心能够达到的层次。“泛珠三角”合作后，“泛珠三角”都可以成为广州的“经济腹地”。
金融重生
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腹地优势”，在进入现代金融社会后，广州毗邻港、澳，辐射东南亚，海外市场得天独厚，市场发展较为成熟。据资料显示，2005年末广州地区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11734亿元，贷款余额7622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89.7%和86.4%。广州金融机构密集程度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共有各类金融网点近3000个，平均每2500个居民拥有1个金融服务网点。
广州金融市场日益强大，其金融服务机构的密集程度接近香港。业内专家认为，金融中心的出现和设定，有其历史原因，但更是市场发展选择的结果。金融中心的形成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靠官员表态和政府倾斜就可以长久维系的，而是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上图：广州百年沧桑———清朝官员巡视十三行商馆区。
重商文化是广州的根
岭南文化赋予广州务实、进取的精神。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精神。岭南商业文化包括三大部分：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广东人小富即安，但优势是实干，不好高骛远，不喜欢做官。早期粤商的代表是200年前的十三行。十三行以贸易、运输为主，广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曾经一度拥有资产2600万银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几个超级富豪之一。
岭南商业文化特点是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并与港澳及海外资本有紧密联系。重商性和平民性是岭南文化特质中起主导作用的两个内涵，而重商性又是基础。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注重实务、实利和世俗生活，讲求感官享受而淡化儒家和传统理念。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市民生活及岭南社会的各个层面。平民意识、平等观念和市民社会最早在广州形成。
建立区域金融中心，临海且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华侨众多的人缘优势也不可忽视，但最更为重要的还是整体文化氛围。广州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可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锦上添花。
十三行：远去的金融迷思
在100多年前的广州，有这样一个商人群体：他们被西方认为是18~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手中掌握的财富连政府都要眼红，以至要勒令他们代缴战争赔款—————这就是被称为帝国商行的“广州十三行”。十三行的称谓是在康熙年间开始的，当时中国的行商，在城外西南处建起了丹麦、西班牙、法国等十三间“夷馆”专租给外国商人居住，故称十三洋行。
伍秉鉴：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
2001年，《华尔街日报》专门发行专辑，统计了上100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个中国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伍秉鉴被英国人称赞为“善于理财，聪明过人”。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伍家的怡和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豪爽大方的故事在外商中流传甚广。据说一个美国商人与他合作做生意，但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元的债务，因为无力偿还一直无法回国。当伍秉鉴听说后，叫来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朋友，并且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完他把借据一把撕碎，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两清。而在当时，一艘满载货物的中型货船也只值10万元左右。
点评：
以义取利是伍秉鉴的为商之道。商誉就是市场，宁可忍一时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树立自己的商誉，保证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伍秉鉴在用中国传统商道运作商行，缺乏制度支撑和规则意识。伍不自觉地涉足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行业，却缺乏自省，但却不能转变传统商业观念，在制度上有所创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局限，伍也脱离不了时代的束缚。同时代的商人大多在义与利之间挣扎，伍的区别在于因为其拥有巨大的财产而可以收放自如而已。
潘致祥：连带互保害死人
1780年，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四家欠外债380万元。乾隆帝担心拖欠银两被外夷耻笑，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还。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为避免替破产同行摊赔欠债，行商潘致祥在1808年想尽办法脱离了洋行界，他曾说过这样一话：“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点评：
行商之间这种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是典型地责权利不分，此种金融制度是典型的恶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干得好的为干得坏的买单，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责任明确，权利得当，利益合理才能成为一个行业制度的良性运作基础，而行商之间的连带互保制度只会让好的企业退出这个游戏规则，最终令整个行业萎缩。
［专家发言］广州金融中心应依托生产性服务业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郇 博士
纽约从19世纪末期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以后，就一直保持着经济繁荣。
金融业一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快速、安全的融资服务，吸引产业以金融业为中心进行集聚；其二，金融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金融业集聚有利于城市CBD的形成，也有利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广州具有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条件：长期以来，广州就是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金融业的发展迅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国家的资源仍然存在按照城市行政等级进行配置的特点。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具有集聚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业总部的优势，形成资金集聚与扩散的中心。另一方面，广州毗邻港澳地区，具有吸纳香港等外资银行的优势。广州已经成为香港资金和香港银行界在内地投资的窗口，大量香港金融机构都在广州设立了办事处。第三个方面，在广州发展区域金融中心具有广阔的腹地，CEPA的建立和泛珠江三角洲的形成，促使广州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资金向中心城市的集聚是不可避免的。
广州要成为区域金融中心需要有准确的定位。广州经济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抓住这些特色发展，就有利于广州形成金融业中心。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广州制造业特别是以汽车为主的制造业十分发达，而且钢铁工业和化工工业正在崛起。这些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企业，不仅投资量大而且需要各种信贷、保险等金融业的支撑，发展以为这些企业进行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金融业，可以把金融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并伴随着产业的扩散影响周边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是增值比例较高的行业，广州把区域性金融中心定位于依托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名词解释］
生产性服务业：指为第一、二、三产业的实物生产和服务生产提供服务的产业。如重点工业服务中的汽车服务、工程装备配套服务、工业信息服务和公共性服务业中的技术服务、现代物流、工业房地产、工业咨询服务。在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的比重要超过60%，其发展速度也明显快于消费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物流、运输、信息、商务服务发展最快。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