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彦德　7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江西瑞安出发，开始了后来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69年前，在纵横十几个省、历经了无数场战役之后，红军终于突破重重包围，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从此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今天，站在公元2005年4月的时间节点，我们把目光投向70年前。1935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还在长征的路上，而整个国家也正陷入前途危机四伏、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继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悍然发动“华北事变”，其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人们纷纷呼吁当局积极抗战。而面对日本新的侵略活动，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以《何梅协定》继续妥协退让，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上。

　　此时，在中国的西南方，长征途中的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除了总结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外，会议还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经受住了生存极限的考验，为一年后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935年1月至6月，被公认为长征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的被动和挨打，到后来的主动和胜利。同样是在那一年，外侮入侵，大敌当前，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数以千计的学生高呼“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转折，成为1935年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1935年上半年不仅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日本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随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使不同派别在抗日战争的大局前走向团结成为可能，因此也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

　　沧海桑田，7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无论是长征的亲历者，还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亦都或消逝在滚滚红尘，或步入耄耋之年埋名乡间。

　　在经过长期的疏离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又一次开启了和平和解的交流之门，而人民军队当年以艰苦卓绝铸就的长征精神，也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内涵。从革命后代对长征精神的追寻缅怀，到外国友人万里寻觅长征之源，从民间各种纪念活动的铺天盖地，到红色旅游开发热潮的悄然兴起，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仍在以它特有的魅力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我们在70年后回望过去，回望1935，那些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有些模糊的面孔，重又活跃在属于他们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李德和蒋介石、薛岳、冯·塞克特、王家烈……他们亲历了大转折的全过程，他们是对手，同时也正是他们共同书写了那一段中国的历史。(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