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烈 “闹饷”丢官

　　1934年底，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得知红军将进入自己辖区内时，便开始盘算如何借“剿共”之名一统贵州，趁机扫除割据盘江、赤水、仁怀等地的犹国才、侯之担等“异己”。不过，他虽有此预谋，却忘了去防范更精于心计的蒋介石，以至于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连被削权、失兵，去职。

　　当年12月，由吴奇伟、周浑元等率领的“中央军”进入贵州，然后竟然撇开红军，直奔贵阳而去。闻得此讯的王家烈急出贵阳，于薛岳驻营处求见，但薛岳避而不见，“中央军”直接接管贵阳。此后，蒋介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迫于无奈，王家烈让出省主席的位置，希望能保住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的实权。但蒋介石的目标并不仅于此，他任命王家烈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把他彻底调出了贵阳。贵州多产鸦片，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军”，给红军留下了“一击即溃”的口碑，至1935年4月上旬，王家烈的部队已消耗过半。

　　当蒋介石飞抵贵阳亲自指挥“剿共”时，更布下了“闹饷”奇招对付王家烈。红军于4月24日进入云南境内后，蒋介石令王家烈整编队伍，再将其军费缩水为10万元。尔后，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以加入“中央军”为诱饵，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武装逼迫王家烈下野。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兵饷不足是军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士兵闹饷常常酿成政治事件，因闹饷而杀掉长官的事并不罕见，整营士兵因此投向敌方更是司空见惯。全国军阀中，惟有蒋介石有江浙财团支持，能够确保“中央军”军饷不至匮乏，这也是王家烈手下贪入“中央军”的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军士兵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兵饷照样忠于革命，这或许是红军和国军的最大区别。

　　4月26日，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报给蒋介石。稳坐贵阳的蒋介石批准了王家烈的辞呈，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和5000块钱旅费，一代军阀就此沉寂。

　　王家烈去职后，曾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不过，王家烈能够全身而退，或许还应当感到庆幸，随同蒋介石到贵州的陈诚曾向蒋进言，借“闹饷”之机，杀掉王家烈，幸好蒋介石几经权衡后没有采纳此建议，王家烈才有机会去做寓公。

　　在西南，蒋介石拿下的并非只有王家烈。经过在峨眉山上的三期军官培训和调整，刘湘在四川的势力大大衰弱，西南各省军阀，惟有“云南王”龙云水火不进，蒋介石要调动滇军，需先封龙云为行动总司令，然后才肯出兵。

　　红军入滇后，薛岳曾想故伎重演，被龙云派人警告“君若带兵前来，则大可不必”。蒋介石遂采取收买政策，于1935年5月承诺装备军饷，又许诺将滇黔绥署主任的位子留给龙云，换得龙云的合作。但1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将龙云的嫡系部队调往河内受降，暗地里则派杜聿明率部趁夜占领昆明，包围龙云府第，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职务，调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与王家烈做同事。不料龙云竟然据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之险盘踞不下，拒不受令，双方激烈交火3日，伤亡上百人，终于迫使龙云下山，结束了在云南18年自成一派的统治，这已经是1945年10月4日的事情了。(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