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新京报》品牌周的第二天，今天我们请来两位《新京报》的美女主编，一位是时事新闻部主编王悦，一位是北京专刊部副主编邹琦，两位将分别就各自领域的现状以及改版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让我们先欢迎王悦主编。

　　王悦：各位搜狐的网友大家好，很高兴来这里做客。

　　主持人：《新京报》的核心产品是新闻，作为北京的报纸，其中分量最重的是北京新闻，在过去的两年内，《新京报》给读者提供了很多重磅的有影响力的报道，据说你们有一个口号是要做最好的北京新闻。下面我们就从这句话开始吧。请问王主编，这个口号大概是什么时候，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提出“做最好的北京新闻” 是自省与自我激励

　　王悦：这个口号是我们去年底和今年初提出的，“我们做最好的北京新闻”，我觉得这个口号可以看作是《新京报》本地自省与自我激励的一种方式的结果。其实从《新京报》创刊以来，扎根北京，报道北京，服务北京就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做好北京新闻我觉得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在报纸创刊两年后这个结口上来提出做北京最好的新闻呢？首先我觉得我们度过了和北京这座城市的磨合期，因为了解《新京报》的人都知道，《新京报》的人员构成90％不是本地人，《新京报》是一张以外来人员为主来办的一张报纸。我们的采编队伍中有很多人有刚到北京的新鲜感和新奇感。这种感觉是对北京新奇的视角，所以我们在报道北京时，我们会与同城的其它媒体有不一样的视角。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因素吧，可能也会使人感觉我们的采编人员，我们的新闻与北京这座城市有所游离。经过这两年的沉淀和积累，我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对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北京新闻全方位升级，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做北京最好新闻的时机已经相对成熟了。

　　主持人：刚才你说到一个一家90％以上是外来人（就是非北京人）办的报纸，可能会存在一些新的视角，我想问你觉得不觉得这也是一个优势，这两年间在这方面体现的优势还是挺多的，您能否具体说一下？

　　王悦：《新京报》做北京新闻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这也是我们提出做最好的北京新闻是自省，我们更大的优势是办报理念的先进性，以及我们集团协同作战的能力上，而在具体新闻的操作上，尤其是在北京新闻这块的落地上，我们是感觉我们在同城媒体中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而是各有胜负。你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一、两年来的优势能使我们《新京报》迅速的崛起，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集成式的优势，就好比在一个班级里，有的人是数学第一名，有的人是语文第一名，而? 可能不是门门第一名，但是它横梁各项指标都可能列前三家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并不满足这种成绩。因为我觉得对新闻操作的技术性而言，我觉得好比练武功，是无止境的，我觉得对办最好的新闻报是我们最终的追求。另外我们在社会新闻上，就是线索源上还是跟其它报纸相比，还不是特别的丰富。在时政新闻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民生街区，与市民的贴近性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努力的方面吧。包括在新闻的形态上，在版面操作上，在标题制造上怎样把握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甚至包括具体到某个新闻得处理，普通读者怎样去理解这条新闻。我觉得在这种衡量新闻的各个指标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提出了做北京最好的新闻，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更多的这种提升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主持人：有一个说法是《新京报》是以时政新闻见长的报道，能不能说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

　　王悦：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要求时政新闻的社会化操作，就是把时政新闻像社会新闻一样做。其实在这块有很多时政新闻是来自官方，来自政府机构，来自政府的公文，基本上很多是政策性的题材。我们在做这种新闻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强调时政新闻也要有现场，那么这种现场是什么呢？一种是我们要求时政新闻去追问它的背后，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一个政策的出台，一个官员的讲话，它背后的含义，会给普通市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然后在时政新闻这块我们还要求记者去做追访，做解释性的报道，有很多时政记者会跟我说，在《新京报》做时政记者会很辛苦，因为别的报纸的很多记者，他们开个会后，只要把官方的材料拿回去就可以写稿了，而在《新京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会就一个问题、某一个点和市民的关系上不断追问，我们会请政策出台的部门或者官员做更多的解释。所以北京很多的政府部门也会有这种感觉，他们会觉得新闻机构的人员，跟我们记者打交道的时候，会觉得《新京报》的记者比较难缠，但这正是我们记者引以为豪的一点。

　　主持人：就是说，其实北京这样一个城市的时政新闻出来，作为首都可能每一家报纸在开始的话都会想做时政新闻，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请您谈一下这样的一些经验。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中间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可以和网友说一、两件。

　　王悦：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做时政新闻，我们的目标是非常高的，我们首先要有自觉的意识，如果说举例的话，我可以举一下“神六”的报道，去年我们是在很短的时间决定在“神六”升天的时候做一个号外，当时我们的资源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因为我们手上什么资源也没有。包括时政跑线的交换来说，甚至和航天集团，跟“神六”有关的各个部门，我们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当时我们做的是发动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觉得需要采访的跟“神六”技术相关的比较核心部分的人员，当时我们手中是没有任何线索的，当时我们内部都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把这个交给了我们记者，因为在没有采访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派出了三个记者去九泉现场采访，去寻求突破的机会。当时为了做这个号外，就是说我们编辑这块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因为担心万一记者的采访任务完不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保证我们的号外及时的出版。当时我们编辑这块也准备了两手、甚至是三手的方案，我们把板块策划分解下去后，通过他们对资料大量梳理，对题材的理解，对“神六”资源的整合，包括去制图，就是前后方都在努力寻求突破。为达成一个目标百分之百的努力，最后的结果，很短的时间，我们取得了超乎我们意外的突破，几乎是我们想采的人，都采访到了。

　　主持人：当时是怎么一种情形？

　　王悦：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我们再拿“神六”回归的例子来说吧，因为当时“神六”落地我们也派出了应该也是有三个记者，两个文字，一个摄影去当时“神六”可能落地的地方。当时就是在据央视记者说，当时落地后，整个在现场的记者国内记者的不超过20个人，而我们3个记者都在其中，也是我们记者到那以后面临各式各样的封锁。因为这个回落各方面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我们有一个记者当清查过来的时候，他会离开现场，当躲过了清查后再回去。当“神六”落地的那个时候，他们是开车直接就奔向了现场。所以我们的记现场最近的，除了央视的记者以外，只有20个记者，《新京报》的3个记者都在其中，他们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吧。

　　主持人：通过这个例子是说《新京报》团体的作战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下面我们说一下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可能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吧，阅读感比较强，可能许多网友也注意到了，《新京报》很少出现很血腥的标题，但这种标题在都市报屡见不鲜，能不能说一下《新京报》在这方面的控制，为什么这么做？又是如何达到这种结果的？

　　把时政新闻和人的感受联系起来才好看

　　王悦：你说的在社会新闻这块，《新京报》是不主张那种语言暴力和视觉暴力的。我们刚才说了提出时政新闻的社会化操作，我们也提出了社会新闻的时政化操作。因为现在我们觉得在整个新闻资源的竞争下，每天你打开同城市报纸，你会发现每天的社会新闻都是那几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去取胜？就是我们不能再走传统类都市媒体的那种，喜欢用一种噱头，或者用一种非常吸引眼球的，其实并不是最核心的东西去把它提出来，来吸引大家的眼球，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引人注目是太俗套了，我觉得社会新闻竞争不应该? 拼生猛的。

　　主持人：你觉得两份报纸放在一起，有生猛标题的会比没有这种标题的更吸引人吗？

　　王悦：我觉得从《新京报》理念来说，我们首先要把客观事实和本质的真实最准确的传递给读者，而不是去误导。我觉得我们用生猛的标题吸引读者，要看他是不是最准确的，这跟是不是新闻最本质的东西这是有区别的。

　　比如前段时间我们报了一个北京市的案子。就是说在某个郊区祖孙二人被他的邻居杀害吧，当时我们记者的表述是非常客观。比如我们用的细节没有去渲染那种血腥，其实这个案子是一个很年幼的孩子和他的爷爷被杀害，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事件，一个幼小生命的失去会让人非常的痛心，在处理这样新闻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把过于血腥的场面去呈现给读者，我们更愿意用事实去展现吧。

　　比如我们记者去到现场，我们是用这样的描述，当时他的祖母抱着孩子的尸体使劲的呼唤他，不相信他会死去，那个男孩子生前最钟爱的玩具“奥特曼”还在地上。我们用这样平实的叙述，我觉得这个画面本身是有足够震撼力的，不必用一种噱头，用夸大的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事实本身足够有力量了。

　　我觉得谈区别性，首先我们要对北京整个城市先有一个定位。因为北京是一个多元化人员结构的城市，每个人的价值需求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份报纸都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需求，一个媒体要想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取胜，我觉得去寻求差异性和创造性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北京新闻的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操作，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与其它报纸区别的地方。比如我们强调时政新闻社会化操作，我举个例子吧。去年夏季的那场暴雨，当时是整个北京城很多交通要道都陷入了瘫痪，我们派出很多的记者采访? ，包括市政、包括房管、包括交通。这场雨会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一个记者他一天采回的题材是房管如何如何，带回来一堆的数据，很枯燥。我们要求这样的新闻，它是从官方来的消息，但是这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时政报道。当时我们问这个记者，你既然说房管出了那样的人，维修了那么多的危房，在百姓最需要的时候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你去现场看了没有？记者第一天被批评了以后，第二天就去了现场，回来后写了非常生动的报道，包括院子的积水达到多少米，包括房管人员采取了哪些措施，哪些具体的方法，帮助百姓，这种时政新闻才是我们需要的新闻，就是提倡这种时政新闻的社会化。当然暴雨这个新闻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纯粹的时政新闻，那我可以举个别的例子。比如会议新闻，参加过会议的人，都会觉得这是比较枯燥的，整个过程都会是一种政府或者官员的一种宣讲，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去实现时政新闻的社会化，我想也是有办法的，比如我们要求记者去观察，你可以观察会场中官员说话的表情，他在阐述他某一个观点或讲述某一个政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语气，根据这种语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官员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心理的暗示，是一种态度，捕捉会场报告之外的这种背后的人的表情，以及枯燥的公文或者是政策它背后会给老百姓带来的这种影响。

　　前段时间我们记者也采了一个新闻，前两天北京严重的沙尘天气，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去丰台的现场的时候。当时看到很多房产公司都没有按标准去做防尘处理的，市长当时是震怒，当时我们的记者就通过市长的表现，通过他对违规批评的这种语言，把这个时政新闻做的非常鲜活。我觉得我们《新京报》做新闻会追求这种更现场的效果，所以枯燥的条文都要跟人挂钩，都要跟人的情绪、人的故事、人的生活有所关联。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看的新闻。

　　社会新闻也可以包装的非常理性、内敛

　　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与其它报纸不同，在社会新闻这块，我觉得社会新闻不一定是要血腥，不一定要暴力，既使是血腥的新闻，暴力新闻也可以包装的非常理性、内敛。

　　其实社会新闻时政化要求更多的是在写作文本上的一种要求，就是不主张去用渲染，要用更恰当的形容词。因为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会不自觉的站到弱势的一方，或者是站到受害者的一方。我们要求的社会新闻是能够用一种客观的、理性的，要求记者在报道情绪性非常强的新闻的时候，我们要求记者的情感是指向零度情感，他是不应该把自己的情绪带到新闻里面去，在文字、文本的叙述上我们要求他是非常收敛的，就是要求他用事实、用细节、用这种对新闻的展现去说话，而不是用自己的一种判断、一种情绪去误导或者诱导读者。

　　我觉得这是我们与本地新闻区别的第一点。我觉得《新京报》的北京新闻和其它报纸的区别还在于，我们的版面形态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北京时政》，《北京社会》，《北京民生》，《北京现场》，《北京热线》，《北京关注》之外，我们特色的版面还有我们的社区版，社会版，还有我们新开的奥运专版，所以我们的形态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这其中很多版面都是我们《新京报》独有的。比如“逝者”，这是我们去年推出的一个栏目，就是通过对去世的普通人的报道，提供读者寄托哀思的一个载体，从而体现《新京报》对生命的尊? 今年元月我们推出了公益版，那么公益版为什么会推出？因为我们平时线索来源经常会有一些人身患重病或是绝症，因为家庭的原因，他贫困交加，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媒体的帮助。其实他这种寻求帮助应该是由政府来完成的，而媒体不是主要的责任人。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提供这样的平台，这类稿件如果在我们社会版面上出现的过于频繁，会影响到我们种类的丰富性。那么你不去上，那么这些人我们又怎样去帮助他们呢？那么我们就想到了公益版，在这种贫困、残弱，在需要帮助的人与那些乐善好施的人之间搭建一个桥梁。

　　其实我们公益版选择人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并不是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把他放在版面上，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报道了一个女孩子，她在做一个美容的时候，手术没有成功，毁容了。但是她非常的自强，虽然自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但是她自己还是有一个梦想，自己去开一个美容院，去帮助那些追求美的女孩子，就是她把自己的不幸变成了重新开始自己人生的一个机会。其实这种是非常具有故事性和震撼性的，所以我们的公益版也大篇幅的做了报道，这是我们一些特色的版面。

　　我觉得我们与其它报纸的区别还在于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对记者的要求上，在对记者报道的要求上我们更注重理性和建设性。

　　比如我们很善于去捕捉这个城市的变化，包括城市决策者的所思所想，能够配合着决策者的所思所想，真正去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报道。其实比如今年北京市两会之前，我们在一次会议上不经意的听到了一位市政府的领导讲到了北京安全问题，他说北京的安全重于泰山，北京的地下超市存在很严重的安全隐患，政府下大决心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当时不是有关安全主题的会议，却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当时我们就记在了心上，因为我们知道政府有这么一个意向，那我们就想我们能帮助政府做什么呢按？我们怎么去帮助政府更好的? 解决地下超市安全隐患的问题呢？

　　那么我们在推出了两个版，是关于北京市地下商场按的安全调查。这个调查包括逃生的途径、逃生的速度，去了解整个超市在安全管理方面，对相关安全建筑的标准，我们一项一项去调查北京地下商场安全的达标率，这些方面做的非常细致。实际上这个调查的北京市的地下商场的隐患到底有多大的问题，结果是这些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措施避免，不是不可更改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其实不管做出的结果怎样，但我想我们可以对政府提供这种帮助和影响的，这是我们去努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奥运专版就是要体现所有关心奥运的人

　　主持人：那谈一下本次改版的情况我注意到北京新闻又推出了一个新版块，逝者，去年一年来在社会的影响也是挺大的，公益版出来也影响了一些人。这次改版后又推出了一个奥运版，这个初衷是一个什么，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所有跟奥运有关的都要放上去，有没有自己的选择？

　　王悦：随着奥运的临近，奥运报道已经成为各家媒体关注的焦点。《新京报》作为上级主管部门指定的参与报道奥运的市场内报纸，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我们在改版的同时，随着改版的步伐我们同时推出了奥运专版。我们按照规划是在每周三推出，它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集中报道奥运筹备的一周大事件，其实我们的奥运报道在每天的版面上都可以体现，因为很多有时效的新闻是不能等到集中推出的。所以这也决定了我们奥运版相对于其它的报道更有策划性，和纵深的角度。其实我们涵盖场馆的建设、人文奥运、志愿者，所有和奥运有关的新闻。我们在编辑责任制的前提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报道组来加强对奥运专版的策划性的内容，既是要求突出新闻性，又要突出服务性、互动性和普及性。

　　比如我们第一期推出的是讲奥运雕塑，然后我们扣着这个动态新闻，前一段时间讲奥运放假这个动态新闻，我们又做了市民对奥运放假这些民意调查，该怎么放啊等等。同时我们对奥运专版上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是做一些揭秘性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奥运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人为筹备奥运会在忙碌。大到奥运会的安保，小到一个场馆、一个座位的设计，这些背后的故事我觉得作为普通老百姓都是非常关心也非常想了解的，包括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是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的，所以在奥运专版的操作过程中也强调专版的揭揭秘性的报道，可能的把跟奥运筹备有关的，老百姓所关心的，实际上鲜为人知的这些背后的故事，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采访，通过我们的突破，呈现给普通的读者。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以第一手材料为主，强调现场的新闻性。上一期我们讲的奥运车辆的揭秘，车辆是如何设计的，怎样实现它的安全、舒适，还采访了奥运车队的司机，一个司机要想加入到奥运司机的团体中，他需要过哪些关，需要提升自己哪方面的素质，当时我们就和一个司机做了一个对话，就说他每天怎样学外语，在08年之前他要把他的手册要背下来，他所有的外语单词都是能用到的，这个奥运专版就是想体现所有关心奥运的人，他们在为奥运所做的努力。

　　主持人：有人说《新京报》的北京新闻无非是胆子大一些，但是可能离北京的老百姓很远，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王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分开来说。说《新京报》北京新闻的胆子大，我想这是一种误读吧。昨天《新京报》刚刚获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做媒体的人都知道一张报纸的影响力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他负面的上杀伤力和正面的传播是一样强的。我们在操作新闻的时候，其实审慎、严谨、自省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态度。《新京报》有一条是要把政治家的智慧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我想起了几句俗话，我觉得《新京报》首先它是胆大而不妄为，还有一句话就是胆大就是敢冲敢闯，还有就是有勇有谋，再有就是意高人胆大，很多人只是看到《新京报》的这股冲劲，认为《新京报》是天不怕，地不怕，凭借一股冲劲。其实并不知道在所谓胆大的背后我们有策略上的权衡和技术上的严防的。处理所谓胆大的新闻，我们是非常注重去分析报道的对象，还有就是推出这个报道的时机，以及这个报道对整个叙述文本分寸的把握。哪一类报道是该点到为止，那一类题材是该穷追不舍，那种情况是该迂回防守的，其实这种分寸的把握和权衡是我们一直以来绞尽脑汁孜孜以求的，其实不是莽撞胆大的，而是一种有策略的胆大。

　　说到胆大我还要说一个策略的问题，刚才说容易惹纠纷，容易触动一些利益集团的时候。我们非常注意处理这种题材的，我们对记者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要要求记者在采访这类题材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每一句话都要有明确的消息源，每一种观点的阐述都是客观的、准备的并且是信息是全面的。北京新闻很多稿件是突发的时效性很强的，很多时候没有时间去做其它的关注或者是纵深类报道一改再改的，这种稿件安全的完成是依靠采编人员笔面的优先和行动的自觉，这也是我们很自豪的。我们《新京报》在公正、公平的追求上是一流的。

　　说到离北京老百姓很远，我是这样理解的，《新京报》的定位是时政新闻的主流报。可能这种定位就决定了《新京报》在整个新闻的操作上会有一种偏于宏大，在稿件的这种呈现的形态上可能是偏于枯燥吧。但是我觉得从《新京报》所努力的方向而言，它是想做这种新型时政类的主流型日报，是想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理想。

　　所以我觉得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的新闻，它宏大的命题就是离老百姓很远的，因为所有的报道，所有的这种推动，其实最终它的受益人还是我们的百姓和普通的读者。那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到我们在贴近性的方面。我觉得《新京报》在贴近性上，也经常会有人跟我说我们的贴近性不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努力实现的吧。所以我们在北京新闻整个的形态上，开设的最初只有民生版，最后我们开设了有热线、有社区，其实都是为了解决北京新闻贴近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热线版现在从民生版分化出来，主要是做老百姓，是可以和百姓的互动的报道。

　　然后可以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具有服务性、贴近性的诉求吧。比如上周我们就坐了一个北京电动自行车上牌的问题，我们专门请了相关人员来做热线，很多读者和老百姓对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政策不明白，有些车是可以上的，有些车不一定能上。那么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政府人员来做了解答，包括提供一些制图的服务，让大家通过这个版面了解我怎样可以上牌？然后到哪里去可以上牌？在社区新闻上我们的尝试也是非常成功的，现在在我们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多新兴的社区都已经兴起了。我们在社区? 区上面也做很多的努力。

　　比如对小区中的物业纠纷，还有一些小区内的跳蚤市场，再到社区的足球赛，我们都是以报道来拉近与城市的距离，对在城市生活的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员来提供一种服务吧。

　　主持人：最后我们说一些我们《新京报》内部的事情。我知道很多毕业生很想到《新京报》工作，他们也很想知道《新京报》特别是到新闻第一线，到新闻部，我们现在工作氛围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准备选什么样的人才来进入这个团队，特别是加入新闻第一线这个团队。有什么样的要求？

　　王悦：我觉得说到这个时事新闻部的氛围，这是一个很纯粹、很辛苦的部门。在这个部门工作应该是非常的辛苦，所有来这里的人，如果是想升官发财最好是别来，这里应该是一个做事的平台。所以在这里集结的这些人，现在我们的待遇也许并不高，各种福利也没有像其它那种做了很多年的媒体那样好，能够让人非常的满意。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来这个团队里，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想，还是想真正的去做好新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要说到这个团队的氛围，我觉得我们团队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都是非常强的。

　　因为我们每天有各式各样的评报会，每个人都会对每天的报纸做各式各样的评价，其实在这个部门很多初来乍道的人会觉得不习惯，他会发现很多新闻来到我们时事新闻部以后，他会有很强的挫败感，因为他发现我们评报没有说好的，我们会把这种“做的好”会当做习以为常，正常状态。把“做不好”当成是非正常的状态。所以每天的编辑会上自省是非常严格和严厉的。每个人都会分析自己的不足，去跟同城媒体做比较。我觉得正是在这种精神下才激发了我们一线采编人员去追求更多创新的意识，其实也提升了我们创新的能力。

　　因为我发现大家用同样一条新闻的时候，有时候这种优势是无法突显的，那么我们就会想我们怎么才能与众不同，怎样才能胜出，就是在这种不断逼问自己的氛围下，才有团队这种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整体水平不断的提升。

　　主持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新京报》的要求？是不是一定要新闻专业毕业的？还是什么什么名校毕业的？

　　王悦：我觉得做时事新闻部，首先我们选人还是有所要求的。我觉得首先这个人第一要素是诚实，这个诚实是分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从个人品质方面来说的。因为诚实的人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踏踏实实的做事，不会弄虚作假。第二个方面从职业品质来讲也是需要诚实的，对自己负责任，不去编造新闻，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职业操守上作假。其次在诚实之外，可能考评一个人能否到《新京报》时事新闻部工作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的职业素质，他要足够的敬业精神，他对《新京报》的理念要有基本的认同。 他要有吃苦的精神，做好吃苦的准备！ 他应该还要有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意识和能力。

　　主持人：记者可能干到三十岁就会觉得以后再和那些年轻人去拼可能很难了？

　　王悦：我觉得是这样的，在现在中国市场化的报纸上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记者干到一定的年龄他的通道问题。而实际上《新京报》已经在这方面在做努力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当一个记者干到三十岁的时候，你所工作的平台能够给你提供一个什么样的通道和机会，另外还要看记者在这个岗位上自身的积累和突破。其实《新京报》在给记者，应该是很多都市类的媒体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在寻求各种方法去给这些骨干的、成熟的记者，给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吧。我们知道在很多机关类的报纸上，目前现有的都市类媒体中都“采而优则是”，这对大龄记者是一种上升的渠道。但现在很多媒体都意识到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南方都市报》有在进行首席记者的评定。据说他们会设报社首席，部门首席，还有其他的首席，来解决记者通道问题，而《新京报》早在去年就做了这种尝试。我们当时就提出了双升道的思路吧，一方面有一些业务骨干，他有这个能力也适合做管理的，还是走这个老路，就是“采而优则是”，如果他是非常纯粹的技术人才，那么《新京报》去年也设了资深记者和资深编辑，也试图给我们骨干的记者来提供这样的，然我觉得目前这种尝试在任何一家市场化的媒体中，都是刚刚开始，在操作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还会有各种优化的可能吧。但是我觉得有这种意识就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点。然后我觉得作为记者自身来说，我去年也曾面临过一个记者干到三十岁出头，然后业务能力非常强，他当时也辞职了，说的理由就是觉得在这里感觉危机感很强。在这方面，我们时事新闻部的管理方面，今年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做调整，也希望给记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的空间。

　　比如我们今年就做了线口的调整，对过去线口的分配进行了优化和资源重新的整合。比如我会让一条线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联的，互相是有延续性的。我们通过这种的分线方式，使记者在某一领域中能够去持续的发展，和去做深、去做透。成长为某一个领域的资深的、非常成熟的、专家级的记者。我们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服务吧。最后我还是说到记者本身，其实所谓的干到三十，还干不干得下去，还是要看自己的心态，我觉得一个人当他干到一个阶段，还没有其它出口能够解决这个瓶颈的时候，我觉得你所要做的就是要做下去，积累? 。如果你每天都感觉到自己在进步，自己每天都是有所不同，能够在自己每天的工作中寻找小小的突破。今天我在某方面有了突破，明天在对大的新闻的把握上有了一点点的突破，每天这样的日积月累，我想他是不会有被挤掉的这种危机感。

　　主持人：好的，谢谢。